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2026年3月,一个名为“同事.skill”的开源项目突然走红网络。只需要用离职员工留在公司的飞书聊天记录、钉钉文档、工作邮件等数据,就能训练克隆出一个高度模仿本人的“数字分身”,实现“赛博永生”。


随后,“炼化离职员工做AI分身”“AI复活张雪峰”等话题引爆讨论。GitHub上迅速出现了“前任.skill”“老板.skill”“父母.skill”等一系列模仿项目,形成“数字克隆宇宙”的现象。

打工人会不会被自己留下的数据所制造的AI替身取代?

焦虑蔓延时,一项名为“反蒸馏”的技能悄然出现。与“克隆”他人相反,它通过将真正重要的核心知识替换为看似正确但无实质内容的“正确的废话”,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不被轻易复制。其开发者、AI产品经理兼自媒体人邓小闲koki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获得超300万次观看。4月9日,她接受专访,讲述了背后的思考与行动。

邓小闲koki的视频

“数字自卫”:在AI克隆时代保护自己



“我记得那天看到同事skill的第一反应是心里沉了一下。”邓小闲回忆道,“因为它太‘合理’了。企业追求效率,AI技术刚好提供了这种可能,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但这种顺理成章本身就让我不安。”

在她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从ChatGPT爆火那天起,我就知道这类应用迟早会出现。技术总是先于伦理抵达现场,这是规律。”在“同事.skill”项目爆火后,她等待了两三天,期待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但最终无人行动。“如果我能做点什么,却没有做,我会瞧不起自己。”于是,她决定开发“反蒸馏”程序。

对于员工“蒸馏”现象是否普遍,邓小闲有独到的观察:“目前公开做这件事的大公司不多,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现象不普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敏感,所以被藏起来了。”

离职后被“蒸馏”的同事

那么,“反蒸馏”反抗的究竟是什么?她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实用的数字自卫技术,这是底线。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同时是实用的技术工具——保护当下的自己;带有抗议性质的表达——对‘数据即资产’逻辑的质疑;面向未来的社会实验——我们在测试一种可能性,个体能否在技术洪流中保持某种边界。这三种身份不矛盾。好的技术应该同时是工具、表达和实验。”

“顶尖员工也会被替代,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克隆员工”的技术成熟,连顶尖员工也会被替代吗?邓小闲的回答很直接:“这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技术不会挑人。今天它能复制普通员工,明天就能复制专家。当AI可以24小时工作、不喊累、不离职、不涨薪时,‘顶尖’就不再是职业护身符。”

“但我不认为人只能被动接受。我们可以主动寻找应对的方式。更关键的是:被替代之后呢?如果人活着的价值只等于劳动产出,那‘反蒸馏’也只是拖延时间。真正的出路或许是,社会需要重新定义‘人的价值’——不应只由生产力来决定。”

她特别提到,如果数字分身产生了经济收益,原型人物理应获得分成。“比例可以谈,但‘零分成’是不合理的。更进一步,个人应当有‘被遗忘权’——可以随时要求删除自己的数据、停掉数字分身。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尊严。”

“有人曾找上门想用AI复制前任、克隆亲人”



当被问及更担心大公司垄断还是普通人滥用时,邓小闲表示两者都担心,但大公司的系统化风险更紧迫,“一旦有巨头大规模‘克隆’员工并实现降本增效,其他公司很可能被迫跟进。结果就是招聘时看‘这人的数据好不好提取’,晋升时考虑‘这岗位能不能被AI替代’。人的价值会被重新定义为‘数据有多少、多容易被替代’。这种系统性的影响,比个人滥用更难应对。”

邓小闲坦言,自己也曾被请求开发更强大的AI工具。“有人想复制已经分手的恋人,让那个数字分身继续陪伴自己。有人想复制去世的亲人,让数字版的奶奶能继续给孩子讲故事。还有人想做自己的数字分身,24小时替自己工作、回消息、参加会议。”

“这些我不反对,甚至觉得有意义。所以问题不是‘能不能做数字人’,而是在什么边界条件下可以做。也许伦理边界本身会随社会共识移动。”至于如何平衡伦理压力,她表示:“技术权力是真实的,伦理压力也是真实的,而我还在学习如何与这种复杂性共处。”

律师:未经同意复制他人,已踩法律红线



对于“同事.skill”及衍生的“数字分身”现象,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律师指出,其最根本的问题是严重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律。

他解释,飞书聊天、工作邮件等内容都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其中涉及通信内容、个人习惯等敏感信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必须获得个人明确、具体的同意,且不得超出原先说明的范围。如果项目未经允许擅自抓取和使用离职员工数据,就属于违法收集和使用,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赵良善进一步强调,制作AI分身涉及对他人肖像、声音、表达习惯的复制,这直接触及民法典中人格权的保护范围。未经允许制作和使用他人肖像、姓名都是侵权。而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策逻辑做成“可使用的工具”,更是对人格的物化,有损人的尊严。如果AI分身的言论导致本人社会评价降低,还涉及名誉侵权。

“‘数字分身’看似是技术产物,但它直接挑战了‘数据属于谁’的基本问题。在缺乏授权、没有标识、不可撤回的情况下,这类应用实际上是把人的数字痕迹变为可随意使用的资产。从社会治理看,技术不应凌驾于法律与伦理之上,我们需要建立包括法规、技术标准、伦理约束在内的多元治理体系”赵良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