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树弘 田光锋
成都望江楼公园春景。 图/李昀波(轩视界)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要面对各种评价。为官从政，更是如此。奖牌证书，是“金杯银杯”；群众褒贬，是“百姓口碑”。两者之间，孰轻孰重，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常常出现错位：有人为了上级的一句表扬，不惜堆砌“形象工程”；有人为了考核的一纸优秀，宁愿掩盖矛盾问题；有人为了任期内的几块奖牌，甚至敢于透支未来的发展。殊不知，金杯银杯刻着名字，有可能会蒙尘褪色；百姓口碑刻在心里，却能世代流传。政绩的最终考场，从来不在颁奖台上，而在万家灯火间。
“金杯银杯”之所以诱人，在于它代表着组织认可、同行肯定。追求荣誉、渴望认同，本是人之常情，也是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动力。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金杯银杯”与“百姓口碑”发生冲突时，我们作何选择？是迎合上级的偏好，还是回应群众的期盼？是追求短期的显绩，还是着眼长远的潜绩？这道选择题，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智慧，更是一个人的初心。
回望历史长河，那些真正被铭记的为政者，无不把“百姓口碑”看得重于“金杯银杯”。唐代柳宗元被贬柳州，并未因仕途失意而消沉。他在柳州废除奴俗、兴办文教、种柑植柳，短短四年便让这座边陲小城焕发新生。放眼巴蜀大地，北宋名臣赵抃四次入蜀为官，铁面无私，澄清吏治，体恤民情，离任时两袖清风，成都百姓将他“一琴一鹤”的清名传颂了近千年。清代四川总督刘秉璋，在任期间整修都江堰，使万顷良田得以灌溉，百姓自发为其建祠。
“百姓口碑”之所以重于“金杯银杯”，在于它触及了政绩的本质。政绩是什么？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际成效。这成效，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生活的改善上，要落实在群众笑脸的增加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谁虚情假意搞花架子，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为百姓修了一条路，他们会记住你的好；你为百姓解决吃水难，他们会念叨你的恩；你为百姓主持公道，他们会传扬你的名。这些印在心里的口碑，能穿越时空，代代相传。
相反，那些只盯着“金杯银杯”、不顾“百姓口碑”的人，即使一时风光无限，终究会被历史遗忘，甚至被钉在耻辱柱上。明代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权倾朝野，聚敛无度，他们得到了无数的金银财宝、高官厚禄，却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和尊重。几百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曾经多么显赫？人们记住的，只有明史里那几行骂名。
“百姓口碑”重于“金杯银杯”，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荣誉和奖励。合理的表彰激励，对于弘扬正气、激发干劲具有积极作用。问题在于，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不能把“金杯银杯”当作最终追求。真正的为政之道，是把两者统一起来：把群众的认可当作最大的荣誉，把百姓的口碑当作最高的奖赏。当一个人真正为群众办了好事实事，“金杯银杯”往往会不期而至；就算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百姓的赞扬也是最珍贵的补偿。
被誉为“草鞋书记”的周永开，在担任原达县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期间，顶着压力查办大案，离休后更是扎根花萼山，二十多年如一日带领乡亲植树护林，将荒山变为绿岭。一声“周老革命”，便是群众对他一生最高的褒奖。又如王瑛，这位南江县的原纪委书记，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仍以钢铁般的意志奋战在纪检监察一线，为百姓主持公道，为党的事业燃尽生命。她的事迹被写进报告文学，但真正刻在百姓心里的，是她那身正气、那份深情。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这句古话道出了政绩评价的真谛。一个人为官如何，不在他在位时的前呼后拥，而在他离任后的百姓闲谈；不在他获得的奖牌证书，而在百姓提起他时是竖大拇指还是戳脊梁骨。
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当深刻理解“金杯银杯”与“百姓口碑”的辩证关系。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坚决摒弃那些“只要领导看得见、不管群众认不认”的形式主义，坚决杜绝那些“只顾眼前热闹、不管长远实效”的短期行为。要做周永开、王瑛那样的干部，始终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扛在肩上，无愧于百姓的念叨，无愧于历史的评说。
当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都能把“百姓口碑”当作毕生追求，承载着9100万巴蜀儿女期盼的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必将在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下，一步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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