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蓉 李馥伊
受疫后创伤、地缘冲突、大国博弈等多方面影响，全球经济问题政治化、经济工具武器化趋势逐渐显现，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底层逻辑从成本最优转向安全优先。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以安全优先的产业链布局逻辑，对我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是确保全球产业链安全的重要一环，这是由中国产业的稳定性和韧性决定的，中国企业对全球产业链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全球产业链从遵循市场规律向服务地缘政治转变
一般认为，全球产业链是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由跨国企业主导形成的跨地域生产协作链条，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一个产品由多国制造，既有产品内分工，还有跨国务工。现代意义上的“全球产业链”形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二十世纪末到2008年是以成本最优为核心目标的发展阶段。跨国企业将生产环节拆解为标准化模块，根据劳动力成本、科学技术基础、政策制度设计等各国优势，进行“配置最优化、利润最大化”全球产业链布局。这种垂直分工模式将发展中国家锁定为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将发达国家功能定位为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形成“中心—外围”分工结构。
从2008年到2020年是打破成本最优的过渡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发达国家过度追求金融等高增值环节，忽视实体经济发展引发的系统性风险。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工业化”，并推动TPP等贸易协定，构建“去中国化”的亚太供应链体系，为中美摩擦升级作准备。2018年，美对华加征关税覆盖约3700亿美元商品，并实施“清洁网络”计划、技术出口管制。全球贸易预警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贸易有害干预措施为4215件，较2009年上涨约126%，标志着全球分工合作的环境发生变化，关税成为打压成本最优国家的政治工具。
2020年起全球产业链进入安全优先的发展阶段。受新冠疫情、地缘冲突、大国博弈等影响，叠加中国要素成本上升，本土企业较外资企业竞争力增强等多重因素，部分在华跨国公司将手机制造、汽车制造、纺织服装和消费品等领域的一部分产能和业务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在全球布局多元化的供应链，降低单一依赖风险。在中美博弈中，美国严控芯片、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品，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方式，试图在产业链上与中国切割。中国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营造自主可控的创新生态，并对关键产品、零部件、原材料进行多国采购、研究替代材料、增加战略储备，重塑多元韧性的产业链。
全球产业链迫切需要提升抵御地缘政治风险能力
当前，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接近完全停摆，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大规模的“断链”冲击，将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IMF、WTO等国际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全球贸易衰退风险都将急剧上升，直接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走向。
（一）空间布局将体现高端集聚、中后端多元
产业链的设计、研发、品牌和高端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将向北美、欧洲、亚太三大区域集聚，并带动区域内部贸易强度。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计算，2014至2024年，RCEP域内中间品贸易增幅接近40%。其中我国对其他成员中间品贸易增幅达50%。简单制造、组装和服务等中低端环节将在全球分散布局，以降低对单一来源的过度依赖。由于我国具备全产业链优势，在通道中断的极端情形下，其供应链枢纽作用凸显，全球订单回流，推升三月制造业指数突破50.4%。
（二）项目投资将注重短链闭环、绿色低碳
当前，不少资源能源大国正在遭受地缘政治冲击，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体量较小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元化资源配置已成为共识，同时，一些国家加速低碳化转型和绿色产业链发展，尽可能在区域内实现短链闭环。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美以伊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与高油价，使新能源汽车从“政策选择”向“经济刚需”转变，欧洲、南美、东南亚等重点区域，内部正在加快形成整车、电池、零部件集群，构建区域性产业链，以减少地缘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技术合作将选择理性规避、有限脱钩
在美国政治压力下，美西方跨国企业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呈现对我技术封锁与产业合作并存局面。美西方对我实施半导体先进制程设备禁运，并构建排他性供应链联盟。在跨国企业的强烈要求下，2026年初，美向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颁发对在华工厂出口成熟制程设备的年度许可，同意开展安全优先但兼顾利润的有限合作。与此同时，美欧试图构建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西方标准”，但在算力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落地等层面，中美欧仍存在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商业合作。
（四）参与主体将加快打破垄断、共同主导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研发、品牌运营和市场拓展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正在加快全球布局。和美西方跨国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对新兴市场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商业模式也更为灵活。美以伊冲突强化了资源国的战略地位，将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供链中的议价能力。同时，一些高成长性的初创企业在绿地项目投资中表现突出，掌握核心技术和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也是重构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力量。
（五）全球治理将强化国家主权、弱化霸权干预
美以伊冲突本质上是美国霸权与国家主权的激烈碰撞，对全球产业链形成全方位系统性冲击，让世界各国深刻意识到依附霸权的巨大风险。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产业链已成为各国共识，主权国家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塑造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力量。例如，越南在今年1月与欧盟正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合作从贸易拓展到投资、技术、规则和治理等全方位多领域。津巴布韦全面禁止锂原矿出口，智利推进锂矿国有化，刚果（金）提高钴矿出口税率，都对本地加工有强制要求。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我带来新机遇提出新要求
在霸权国家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规则的时代，谁都不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肯定会在相对安全的篮子里多放一点。“中国制造”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替代，美西方提出的“中国＋1”正在从“稀释中国产业优势”策略向“增强中国产业实力”方向演变，促进中国优秀企业走向全球，推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全球制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导向的“双保险”全球产业链新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一）主动塑造国际贸易和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我国塑造国际贸易和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带来新机遇。当产业链被当作政治工具时，低成本、低价格的市场竞争优势不再是第一选项，迫切需要突破低端锁定，在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方面培育新优势，实现贸易的市场多元化、伙伴多元化、渠道多元化。同时，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以贸易带动投资，投资创造贸易，通过对外投资带动设备、零部件、技术、服务出口，通过引进外资带动原材料、中间品进口，增强经济韧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二）主动塑造全球绿色化、数智化发展新优势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我国塑造全球绿色化、数智化发展新优势带来新机遇。我国在光伏、风电、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特高压等领域已形成完整产业链，成本、技术、规模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美以伊冲突带来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会倒逼全球发展新能源、新能源车、光伏、储能、绿氢等绿色产业。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在全球领先，全球产业链“去风险化”，供应链“去单一化”，将带来更多区域合作节点，推动世界经济向绿色低碳、数字智能、安全韧性方向加速转型。
（三）主动塑造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优势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我国塑造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优势带来新机遇。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大规模的科技人才和国内市场，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制度型开放，可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研发中心与创新资本来华集聚，开展联合攻关。当然，前提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攻关，自身能力越强，开放合作的底气才会越足，才能在高端芯片、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对等互利的国际科技合作。同时，依托“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等平台，参与全球科技规则标准制定。
（四）主动塑造一流跨国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我国塑造一流跨国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带来新机遇。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领域，已经形成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链主型跨国企业。依托国内的完整产业链条、综合成本优势以及高效交付能力，我国跨国企业在东盟、中东欧、拉美、中东等地广泛布局生产基地、营销网络和区域总部，正在从产品出口转向本土化生产运营拓展。同时，倒逼我国企业更加重视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在全球新兴赛道建立技术标准、品牌壁垒与生态主导权。
（五）主动塑造产业治理新优势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我国塑造产业治理新优势带来新机遇。我国正在从被动适应国际产业规则，转向主动参与、主动引领、主动塑造全球产业治理体系。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数字经济等优势领域，以自主可控为基础、以标准规则为抓手、以开放合作为路径，大力推动我国技术标准、认证体系、绿色规则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同时，主动加强国际产业协调，依托双边和多边合作平台，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产业治理格局。
对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内容，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是我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坚实基础，建议坚持发展和安全相统筹、开放与自主相协同、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引导全球产业链向于我有利方向发展。
一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精准面向非敏感领域中高端环节外资，从“政策优惠吸引”转向“制度环境吸引”“发展生态吸引”，在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国际人才引进方面深化改革。抓住全球订单回流时机，深化与跨国企业合作，巩固“中国制造”的全球枢纽地位。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着力提升本地化合规经营、防范化解风险能力。
二是培育构建海外优势产业体系。我国海外重资产项目面临的政治风险正加速显现，审慎布局工程承包、石油化工、矿产开采等重资产、长周期项目，必须落地的项目要与当地形成较深的利益绑定。加快绿色化和数智化等快周转项目布局，这也是各国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我国领先优势大概为2至3年，亟须在关键窗口期内，在全球形成不可替代的技术壁垒和产业生态。
三是平衡产业自主可控与国际合作。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不是封闭式的自我循环，而是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增强产业链韧性，在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中提高不可替代性。切实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打破优质人工智能标的由政府性基金垄断，赋予市场化机构更多的投资机会。对科研院所放宽国际化办学、使用国际互联网等方面的限制，支持我国企业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华留学毕业生申请工作签证。
四是提升一流跨国企业国际竞争力。鼓励引导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国际标准制定、知名品牌打造、营销网络优化等软实力方面补齐短板，在确保国内产业链完整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关键节点布局。同时，要加快完善保护企业海外利益的法律体系，构建风险预警与安全网络，健全多部门应急协同机制，为中企海外经营提供全周期、全方位、法治化保障。
五是增强产业治理的话语权、影响力。提升产业政策的战略性与前瞻性、引导链主企业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战略相匹配，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优势产业的硬实力奠定话语权基础。加强国际对话与协调，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主动塑造产业治理议题，推动中国自主技术、专利和规范上升为国际标准、嵌入全球规则体系，促进形成公平公正、包容普惠的国际产业秩序。
（罗蓉：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馥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