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三条立足基层执法实际，聚焦垂直管理改革（以下简称“垂改”）后出现的权责配置难题，精准回应了基层长期面临的“名义主体与履职主体分离”等痛点。
历史回望：体制重塑后的衔接之问
垂改的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强化执法独立性。改革后，县区级生态环境部门成为市级部门的派出机构，人财物由市级管理，实现了监管主体从“地方负责”向“垂直统筹”的转变。
然而，在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法律适用层面的衔接问题逐渐显现。根据原有规定，县级派出机构往往不具备独立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主体资格，相关法律文书必须以市级名义作出。这种“名义主体与履职主体分离”的模式，导致基层执法在程序上面临“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成为制约执法效能提升的体制性梗阻。
实践痛点：权责错位引发的三大困境
垂改后，县级机构承担了绝大多数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却因“处罚主体为市级”，在关键环节面临权责不清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审议难”：权责错位，定责无据。
行政处罚法要求重大处罚决定需经负责人集体审议。垂改后，出现了“处罚主体为市级、具体办案在县区”的错位。若严格遵循“谁处罚谁审议”，市级负责人因不掌握细节难以保证审议质量，且全市案件积压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若由县级负责人审议，又面临超越法定职权的法律风险。一旦出现执法过错，责任归属难以界定。
二是“查封难”：层级阻隔，贻误战机。
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需以市级名义作出且经市级负责人审核。但在基层，环境违法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和紧迫性。县级执法人员需层层上报等待审核，不仅耗时耗力，更易导致违法企业转移污染物、销毁证据，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关于“及时制止违法行为”的立法精神。
三是“听证难”：层级阻隔，便民不足。
听证程序需以市级部门名义组织。当事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企业和个体户）不得不往返市区，面临高昂的时间和交通成本，部分当事人甚至被迫放弃听证权利。这既违背了“执法为民”的理念，也可能因市级部门不熟悉案情细节而影响听证结论的公正性。
法典破局：第五十三条的法治重塑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三条直击痛点，从立法层面重构了基层执法权责体系。
一是明确主体资格，实现“权责统一”。第五十三条直接赋予县级派出机构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这意味着县级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其负责人有权依法进行集体审议。审议主体、执法主体与责任主体实现了完全统一，从根本上解决了“谁审议、谁担责”的法律争议，让基层执法决策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责可究。
二是赋予独立权限，提升“应急效能”。法条明确赋予县区级机构独立的行政强制权限。基层执法人员在发现突发环境违法行为时，可直接以本机构名义实施查封、扣押，无需层层上报审批。这彻底解决了应急执法滞后的问题，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制止污染扩散、固定违法证据，大幅提升了执法的震慑力和时效性。
三是理顺听证程序，践行“执法为民”。结合第五十三条精神，县级派出机构作为独立执法主体，可直接组织听证。当事人可在违法行为发生地就近申请、参加听证，大幅降低了维权成本。这不仅坚守了法律原则，更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利，让听证制度真正发挥监督执法、保障权益的作用。
来源：中国环境报
编辑：秦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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