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半月谈|金碚：“十五五”开局 经济大省要研究什么新情况？解决什么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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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领域包括产业经济学、工业化与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等。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深刻指出，“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从“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到“十五五”开局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意味着党中央在新时期赋予经济大省以新使命。此时，深入探讨经济大省如何在新征程上肩负起破解新课题、引领全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经济大省主要指GDP总量位列全国前列（通常为前十）的省份。在2025年，这十个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85.5万亿元，贡献了全国超过60%的GDP。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7月公布的标准，与GDP直接相关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达到1.4万美元左右，该国就可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如果社会发展也达到相应水平，就可被认为跨进了发达国家的门槛。按此标准，我国排名前列的经济大省，大都已达到或接近这一水平。因此，我国虽整体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已具有发达经济体的性质和若干特征，也面临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而经济大省不仅是经济规模上的“大块头”，其经济发展水平也率先迈入发达经济体的实践进程。

近年来，各经济大省均以因地制宜的思维进行富有成效的探索，呈现出从规模扩张向系统发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升级的鲜明特征。

探路“两业协同”，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作为全国首个GDP突破14万亿元的省份，广东连续37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收官之时，广东经济运行展现出优势行业稳固支撑、竞争力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向“新”而行的态势。然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下滑的隐忧，促使广东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出新的战略部署。2026年“新春第一会”上，广东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强调二者的深度融合。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对防范经济“脱实向虚”的深刻洞察，这也正是一些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教训。广东计划，通过加快发展研发设计、工业设计、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信息服务等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2025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已达34.7%，研发投入强度达3.6%，为迈入发达经济体门槛奠定了坚实基础。

聚力创新策源，打造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江苏处在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交汇区域和对外开放前沿，产业体系较为完整、市场规模较大、开放程度较高，2025年经济总量达到14.2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33.5%，进出口规模创5.95万亿元新高，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领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也不断加大力度，2025年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3.38%左右，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水平，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规上工业中的占比分别达到42.1%和52.1%。面对“十五五”新要求，江苏锚定“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建设的方向，更加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走出具有特色的道路。这种“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与“从1到100”的产业化无缝衔接的机制，正是发达经济体创业创新体系的典型特征。

强化五个导向，巩固提升能级位势。作为西部经济大省，四川在“十四五”时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跨过两个万亿元大关、超过6万亿元，年均增速5.7%；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10个国家大科学装置、5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2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川布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均实现倍增；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1%、规模升至全国第7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作用持续巩固。四川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十五五”时期担负着服务国家全局的战略使命。四川提出要强化政策、目标、问题、市场和民生五个导向，在目标导向中特别强调创新驱动，一手抓创新策源能力提升，一手抓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统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打造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作用上，做出重大贡献。

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发展路径。例如，浙江以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抓手，在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扩中提低”上持续创新；山东以实干担当精神，增强执行力，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如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提升经济发展竞争力；而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大省，河南首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监测指标体系，以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壁垒的实践，为内陆省份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十五五”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经济大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最先感知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也最先触碰内部矛盾的障碍壁垒，须担当起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任务。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加剧。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形势以至基本结构都已今非昔比。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世界经济动能疲弱，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大省通常都是外贸大省，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半壁江山，率先经受风浪，极易受到国际经贸规则变化、产业链重构、特别是大国间博弈行为的冲击。如何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排除困难、稳中求进，并在制度型开放上迈出新步伐，是摆在经济大省面前需要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

内部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从国内看，改革开放进入更深水区，经济转型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为克服需求不足，需要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和投资活力，同时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伴随着重点领域的障碍突破和风险隐患的防范化解。例如，一些企业经营困难、投资意愿不足，群众就业和增收难度加大。近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发布的专题报告显示，总体上2026年地方经济增速目标有所下调或与2025年持平，消费意愿偏低，投资止跌回稳存在压力。因此，经济大省既要顶住压力，确保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争取适当领先全国，又要在化解各方面风险的同时培育新增长点，这是一种在多重约束下求解的复杂局面，是客观上经济大省须承担的深入研究复杂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的重要课题。

从“压舱石”向“探路者”的角色跃升。提起经济大省所充当的角色，一般常说的是“挑大梁”“压舱石”，即担负稳住大盘、扛住压力的重任。而此次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意味着经济大省角色的新定位：不仅要稳好基本盘的大局，也要先涉“深水区”，为全国蹚出新路。经济大省的基础坚实、抗冲击能力强，试错的回旋空间大；长期处在改革开放前沿，接触新情况更早，感知新问题更敏锐，敢为人先的探索意志更强，因而更有条件承担起“领头羊”和“探路者”的角色。这种从“稳”到“进”、从“守”到“创”的职责提升，正是时代寄予经济大省的重要期望。

今天的经济大省，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往往是“先行先试”的示范区，创造了经济贡献，提供了有益经验。在新时代，经济大省的探索实践，仍将不仅贡献于自身发展，而且要为全国积累经验、提供示范。要把“研究新情况”作为基本功，把“解决新问题”作为硬本领，把“出经验”作为检验成效的体现。当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包括：

经济态势从供给短缺到供过于求的根本变化。经过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总体规模已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这标志着中国基本经济态势已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经济增长可以顺水推舟，水到渠成；现在，经济增长必须逆水行舟，另辟蹊径。粗放式的规模扩张已走到尽头，精细化的价值创造才有未来，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受关切也最须深入研究解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人工智能从“工具”到“生产力基座”的跃迁。人工智能不再仅仅被视为提高效率的辅助工具，而是在成为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它渗透的领域和运用场景日新月异，从“辅助”到“主导”，正深刻重构着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与价值创造模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有巨大潜力和空间，也有始料未及的安全风险，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其广泛应用将加剧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从劳动就业结构的重塑，到数据产权与算法伦理的规范，再到财富分配机制的变革，都需要我们在拥抱新科技的同时，以审慎而前瞻的制度设计来驾驭其带来的冲击。这是从未经历过的影响人类命运的新情况、新问题。

人口结构从“人口红利”转向“长寿利基”的阵痛与重构。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将倒逼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的深层变革。首先，需求结构的系统性变化使消费市场加速从“年轻导向”向“全龄友好”转移。银发经济正在催生一个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长寿市场”。与此同时，传统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部分消费行业面临增长瓶颈。其次，劳动力供给格局的质变使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特别是让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要求，这是实现“长寿红利”的关键。适应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需要重新思考“生产—消费—积累—保障”的循环模式。其中涉及：养老金支付压力、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失能老人照护缺口等问题，不仅考验着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也催生着财富管理模式、保险产品设计乃至城市规划逻辑的深刻调整。

国际关系从“三零世界”（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取向到“安全导向”的全球化演变。21世纪国际关系的颠覆性演变，使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被前所未有地紧密捆绑，成为各国战略决策的重大关切。经贸、科技、能源、数据流动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议题，被赋予了国家安全属性。这使得传统“三零世界”取向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追求成本最低转向确保韧性最大。在外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程度直接决定了在国际博弈中的回旋余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中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主动作为的战略选择，也是应对外部环境剧变的必然要求。

企业使命从“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的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正在使企业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时代正在过去，兼顾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的“社会理性”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特别是，“以市场机制实现社会目标”的社会金融和社会企业，将成为经济机理和市场经济场景越来越重要的成分，不仅关切社会民生，而且在高科技最前沿发挥突破和引领功能。这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人”，而且须与整个社会建立共生共荣关系，在各经济社会场域发挥多方面功能，才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界和管理界必须深入研究探索和努力实践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系统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个“新”方向——“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这为经济大省更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给予重要指引。

在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新质生产力之“新”，本质上源于科技创新的驱动，尤其是“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局面风头正劲，在有些领域已居世界前列。其中，经济大省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例如，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世界百强榜首，江苏在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浙江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上表现突出……支持这些突破性成就的是，经济大省持续加大的基础研究投入和抢先布局的战略安排。

在促进“四链融合”上探索新途径。真正有生命力的科技创新，体现为从“实验室盆景”转化为“田野风景”的过程。这就需要探索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处于改革创新前沿的经济大省，更有条件让好技术接上大市场、配上活水源、扎下深根基，使新质生产力枝繁叶茂。

在产业协同发展上开创新局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甚至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因地制宜、各显优势。各经济大省的传统产业都有厚实的基础，可以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绿色化转型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形成更强的产业实力，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这种“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齐头并进的格局，体现了产业迭代的内在逻辑。而且，经济大省通常在更大地理单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带动更大经济单元的产业协调和新局面开拓。因此，经济大省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意义，不仅具有区域地缘性质，而且具有全域全国价值。

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成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松绑与创新，今天的经济大省正是改革开放成就的体现。换句话说，正是经历复杂情况，以改革开放解决各种问题，才成就了今天的经济大省。据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为新质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扫清障碍、拓宽伸展空间，使经济大省不断创造新成果，并向更大的区域空间外溢。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经济大省需要有研究新情况的执着和解决新问题的智慧。政策层面，需要更具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以应对形势演变，包容技术变革、适应人口趋势、保障国家安全、引导企业向善等；企业层面，必须保持战略敏捷，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同时深刻关切社会价值，才能在剧变的时代中洞察趋势，把握新格局下的发展主动权，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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