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勋

近日，第二届“廉心洁行”廉政心理科普展在上海市闵行区闵行廉政文化馆开幕。这次展览由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联合纪检监察研究院廉政心理研究中心举办，以“心理+廉政”为创新视角，深入解析腐败行为的心理机制。展览策展人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纪检监察研究院廉政心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杨，他长期从事社会道德决策领域研究，近年来主要关注腐败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认知机制，并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廉政心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次展览结束后，胡杨接受了廉政瞭望·官察室的专访，他认为，理解腐败行为的心理认知机制对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胡杨（右）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

腐败行为始于微小的心理妥协

廉政瞭望·官察室：这次展览主打“心理+廉政”的跨界视角，这在廉政教育中比较新颖。您能谈谈策划这次展览的初衷吗？

胡杨：这次展览的初衷其实源于一个核心问题，党中央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但“不想腐”作为思想根基，如何真正深入人心？心理学恰恰擅长研究人的行为动机和决策机制。腐败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背后有复杂的心理动因，比如人们如何权衡利益与风险、环境如何影响选择、个体差异如何作用等。展览就是想用科学语言，把这些看不见的心理过程变得可视化、可感知。

举个例子，我们常听到“小贪易酿大祸”。与此相对应，心理学研究同样发现，腐败行为往往始于微小的心理妥协，比如自利修正。人们会找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像“规则模糊”或“别人都这么干”。这种心理滑坡效应，如果不加干预，就会逐渐放大。这也从某种程度为近期党中央提出的斩断“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链条提供了科学依据。换言之，心理学不是要取代制度约束，而是从源头寻找并补全“不想腐”的认知短板。

廉政瞭望·官察室：展览中提到，腐败有自利修正、自我堕落、互利互惠和心有不甘四种常见动机，这些听起来很专业，能否用生活化的例子解释一下？这些心理机制是如何一步步让人跨过“红线”的？

胡杨：自利修正就像一个人收了红包后安慰自己：“这是行业潜规则，我不拿反而显得不合群。”这种借口会削弱道德约束力。再比如自我堕落，有实验借助脑成像手段发现，如果反复进行不道德行为（如欺骗），大脑的某些区域会对不道德行为逐渐麻木，就像温水煮青蛙，这就是道德滑坡。

而互利互惠更隐蔽。比如上下级形成利益共同体，用“互帮互助”包装权钱交易。最后是心有不甘，源于社会比较，当人觉得“我比别人吃亏时”，不公平感会催生报复性腐败。这些动机往往相互交织，让腐败从偶然变成习惯。

廉政瞭望·官察室：这次展出的研究中，还介绍了一个反直觉的发现，即怀旧情绪可能会增加腐败风险。通常我们认为怀旧是一种积极情感，它如何与腐败行为产生关联？

胡杨：怀旧本身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它与社会关系、情感联结密切相关。然而，研究发现当人们体验怀旧情绪时，受贿意愿会显著提高。这是因为怀旧情绪能够增强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这种情感纽带有时会压倒规则意识。比如，在老同学重逢的场景中，一方可能因为“念及旧情”而答应对方的违规请求。这提醒我们，廉政建设需要特别关注情感因素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这次廉政心理科普展上展出了腐败心理的脑科学基础知识，让参观者更加直观地感受腐败行为与心理认知的关系。

心理学研究者如何在实验室研究腐败？

廉政瞭望·官察室：心理学研究是如何模拟腐败决策的？你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去监狱中接触贪腐官员吗？

胡杨：来自贪腐官员的一手数据非常宝贵，可以提供很多有用信息。但针对特殊群体的研究往往会涉及复杂的伦理限制等要求，需要十分周全的研究设计和实施。因此，心理学工作者找到了一些方法，不直接研究落马官员也能深入探索腐败心理，这主要归功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实验室中，我们会设计精密的行为任务来模拟腐败情境。比如，通过“情境想象任务”，让参与者想象自己正处于需要做出道德抉择的场景；或者使用“行为经济学任务”，让参与者扮演不同角色，在模拟的腐败情境中做出决策。

结合一些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窥探参与者在腐败情境下进行决策时大脑活动的变化情况。比如，我们在一项脑成像研究中发现，受贿决策时大脑有两个关键区域活跃，腹侧前脑岛（vAI）负责预警“合作是否道德”，颞顶联合区（TPJ）则评估“会不会伤害他人”。腹内侧前额叶（vmPFC）像一台计算器，负责整合信息进行利弊权衡。

当人们在抵制贿赂诱惑时，背外侧前额叶（dlPFC）脑区会变得更加活跃。后续的一项实验进一步发现，一旦干扰这一区域的活动，参与者面对高额诱惑时，其受贿意愿更强。因此，背外侧前额皮层可能在受贿决策中充当“刹车系统”的角色。这些发现启示我们，未来反腐也可以通过认知训练强化自控力进行干预。当然，上述结果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走向腐败？

廉政瞭望·官察室：心理学会研究权力、贪婪等个体因素对腐败倾向的影响。其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权力未必导致腐败，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甚至可能抑制腐败？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似乎有所不同。

胡杨：这正是社会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研究发现，在如英美等个体主义文化中，权力往往被视为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容易诱发自私行为；而在如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权力更多地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有权者反而可能更加克制。不过，如果权力与地位不匹配即“有权无位”的情况下，个体可能通过腐败行为来补偿受挫的自尊。这说明权力就像一个放大器，而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放大的是善是恶。

谈到人格特质，研究发现贪婪这种特质会增加腐败发生概率。但在廉洁文化环境中，贪婪的影响会大幅减弱。这再次证明，制度建设能够压缩腐败的心理空间。又如，内疚特质高的人一般会预期自己违反道德准则后有更强的负性情绪体验，更不易受贿。此外，还需要警惕“暗黑三联人格”——马基雅维利主义（善于操纵）、自恋（自我夸大）、精神病态（冷漠冲动）。这类人格特质的个体更容易把腐败视为一种“游戏”，缺乏道德共情能力。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们给出了基于心理学的解决方案，比如概念启动、正念冥想等，它们是如何起效的？

胡杨：这些心理小技巧确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疫苗”。比如概念启动，在展览中设计的“廉”字迷宫游戏中，参与者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会不断接触“廉”字，从而在无意识中启动与廉洁相关的概念。

正念冥想是近年来兴起的重要形式，它能够从多个层面强化个体的廉洁防线。首先提升道德觉察力，让个体更敏锐地察觉不当行为的信号；其次巩固道德认同，帮助个体内化“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的自我形象；最后抑制逐利冲动，有效抵御道德滑坡效应。

AI时代的廉政建设新思路

廉政瞭望·官察室：展览还展望了人工智能在反腐工作中的应用前景，但也指出AI可能成为腐败的新帮凶。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理学如何与AI技术结合，实现真正有效的“人机协同”反腐？

胡杨：AI是一把双刃剑，其优势是能够高效识别腐败模式，比如通过算法分析复杂的股权关系、预警权力集中岗位的腐败风险等。但危险在于，如果AI系统表现出对某些违规行为的默许，人类可能会效仿，产生“道德许可”效应。

更合适的办法是让AI充当“道德对话者”，而不是道德判断。比如开发廉政AI助手，能够实时评估行为的合规性，同时保留人类的最终决定权。真正的“人机协同”反腐，关键在于让AI揭示风险，而不是定义道德；让AI与人类互补，而不是取代人类。

廉政瞭望·官察室：未来心理学在廉政建设领域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胡杨：一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腐败行为的基础研究，系统探讨包括受贿行为在内的多种腐败行为的心理认知机制以及关键影响因素。通过整合社会实验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研究者能够刻画权力持有者在面对诱惑时的决策心理轨迹，为设计有效的反腐政策以及人与AI协同反腐新模式奠定科学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期待与纪检监察等实务机构紧密合作，开展应用研究。比如尝试综合运用问卷测验、神经科学技术等多种方法预测高风险岗位的腐败倾向，开发基于心理评估的廉政干预工具，构建更精准的腐败风险预警系统，为完善反腐败干预方案和优化干部选拔流程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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