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子芮
“这些中华鲟最大能长到1000多斤，足足有4到5米长，700多斤的鱼，得10个人才能抬得动，尾巴要是被铲到，一下就断了。”周亮站在池边，珍视地望着这些“水中大熊猫”。
周亮抱着自己养殖的长江鲟。
周亮，这个与长江珍稀鱼类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是全国第一家民办长江珍稀鱼类科研机构——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的所长，也是登上“四川好人榜”的长江生态守护人。
2026年春节前夕，周亮让大部分同事回家团圆，自己和另外一名同事值班坚守。当别人享受阖家团聚、围炉守岁的温馨时刻， 他们正在为长江鲟亲鱼（“鱼妈妈”）进行促性腺发育的“特训”，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团队进行B超检查，为春季繁殖做准备。
三十余年光阴，周亮从一名机电专业的毕业生，变成了守护长江珍稀鱼类的“超级奶爸”，为中华鲟、长江鲟等濒危物种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面对物种危机，机电生作出“非常”选择
1993年夏天，刚从成都科技大学（1994年合并为四川大学）机电专业毕业的周亮，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按照专业方向，他完全可以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但一通来自家乡的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老爷子精力不够，喊我回来帮他。”回忆起当年的选择，周亮告诉记者，“我当时考虑了一下，想到自己确实喜欢养鱼，水产养殖看起来也挺有前途。”
但让周亮下定决心的不仅是爱好，更因为当时长江渔业资源岌岌可危的现状。如今的长江流域一江碧水，万尾游鳞。可在几十年前，人类高强度的经济活动，让长江渔业资源急剧减少。长江的渔民中常说一句俗语，“千斤腊子万斤象，黄排大得不像样”。“腊子”指的是中华鲟，“象”是白鲟，“黄排”就是胭脂鱼。那时候，江里还能看到不少珍稀鱼类的身影。可后来，情况完全变了。“当时沿江很多工厂乱排污，江面上都是泡沫，臭得不得了。”周亮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亮和父亲一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办长江珍稀鱼类科研机构。“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一是保护和开发长江珍稀鱼类，二是作为民间组织，补充‘国家队’的盲点。”周亮说，“当时很多珍稀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都没突破，做这个事情不仅有意义，还有挑战性，于是我想当这个‘第一人’。”
周亮其实并非孤军奋战。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相关部门就开始了中华鲟的保护工作，彼时名为中华鲟放流站。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纪委书记周波回忆这段渊源说道：“当时周亮他们请了我们所两个技术员过去帮忙，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了。”
最开始，周亮主要保护的是中华鲟。在与父亲一起巡江、收鱼的过程中，周亮第一次认识了长江鲟，“那个时候，长江鲟的数量已经很少了，渔民说，一年大概也就捕捞到几百尾。”
看着这些“水中精灵”越来越少，周亮和父亲心急如焚。“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守住长江珍稀鱼类人工迁地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守护，这些鱼就真的要消失了。”周亮说。
在技术荒漠里闯出一条路
对于非水产专业出身的周亮等人来说，攻克珍稀鱼类人工繁殖技术着实是一件难事。“一开始真的太难了，连这些鱼的生活习性、繁育条件都不知道，全靠从头摸索。”周亮坦言，“就说娃娃鱼的人工授精技术，当时很多科研机构都当成机密的核心技术，不会外传。”
为此，周亮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翻遍了早期的专家论文，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回到理论。在养殖场里，周亮反复试验，花了四五年的时间，终于将娃娃鱼人工授精的难关攻下来了。“突破之后，我们还把技术输出到浙江、贵州、湖北等地方，帮他们搞娃娃鱼养殖。”
除了技术壁垒，经费短缺和艰苦的环境也是极大阻碍。“遇到旱季，活饵涨价，我们买不起，就只能自己去挖。当时我们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去臭水沟里挖水蚯蚓，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其实，周亮父亲1993年创办研究所的时候已经50岁了。他之前下海经商赚的钱，足够一家人安稳度日了。但周亮父亲偏要折腾，执意要做这份费力的护鱼事业。那时，这个民间研究所经费紧张，全靠周亮母亲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维持运转，但周亮的父亲从来没说过一句放弃的话，也从来没抱怨过一句。
当时，艰苦的环境劝退了不少人，一些研究员吃不了这个苦，最后分道扬镳。但周亮和父亲始终没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了一项项成果。上世纪90年代末，周亮团队实现了胭脂鱼人工繁殖；1998年，长江鲟人工繁殖成功，这是继中华鲟之后，又一个濒危物种的人工繁殖突破；2004年，周亮团队在双河镇实现了中华鲟全人工繁殖，解决了“中华鲟必须入海才能怀卵”的争议。
周亮回忆道：“有些研究者觉得中华鲟一定要进大海，经过咸淡水的洄游才能怀卵。我们养了12年，终于让它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这就证明了人工迁地保护是可行的。”
而对于长江鲟，周亮和团队更是守住了它的“火种”。从2007年开始，周亮团队就一直在坚持长江鲟的放流工作。如今，这一工作有了更强大的后盾。2020年，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接手了长江珍稀鱼类救护中心。
“我们接手以后，首先花了上千万元对基地进行改造，然后又在农业农村部申请了两个项目，准备建二期和三期，扩建了100多亩。”周波说，省水产所将这里打造成了长江鲟保护的窗口。
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坐落于长宁县的山林之中。（曾子芮/摄）
“保护长江珍稀鱼类，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做，而是一代代研究者的传承。”周波道出了科研单位的坚守。而随着技术的成熟，四川团队培育的珍稀鱼类亲本，也输送到了全国各个研究所。
在政府和项目支持下，研究所持续向长江投放珍稀鱼苗。自2018年农业农村部启动《长江鲟（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后，放流规模显著扩大，年均达10万尾级别。周亮表示，“现在长江里能找到的长江鲟，大部分都带着宜宾所的‘基因印记’。”2023年，研究所协助科研团队在长江宜宾天然水域开展的试验中，首次观测到长江鲟自然产卵并成功采集受精卵。
让长江留住灵魂与色彩
“长江鲟是淡水定居型鱼类，只分布在重庆到宜宾屏山县冒水乡这一段，是长江上游的特有物种，也是旗舰物种。而中华鲟是江海洄游型，整个长江流域都有分布，甚至会游到日本九州群岛、韩国外海。”在周亮看来，长江里的每一条鱼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是长江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长江鲟是四川长江上游的代表，中华鲟是整个长江的象征。周亮介绍，保护长江鲟、中华鲟，不只是保护一个物种，更是保护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系统。“长江上游的地理环境很特殊，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一下子进入四川盆地，险滩密布，造就了很多独特的物种。”他解释道，“长江鲟是这些物种的代表，保护好它，就说明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在变好。”
三十余年的坚守，周亮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兴趣爱好，乐在苦中。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干，别人说我神经病，我不管，我喜欢。”他笑着说，“第二阶段是骑虎难下，殚精竭虑。鱼越养越多，珍稀鱼类的数量却越来越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第三阶段是血战到底，坚定信仰。我就想，长征那么难都熬过来了，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只要能把这些鱼保住，再苦再累都值。”
常年干守护长江流域濒危鱼种的工作，也让周亮收获了一个亲切的称号：“超级奶爸”。“这个称号是朋友开玩笑喊出来的，后来媒体也跟着喊。”周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天天跟鱼打交道，给它们喂饵、治病、搞人工繁殖，可不就是‘奶爸’吗？”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已经实施五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周亮有了更多的期待。“禁渔政策对长江生态恢复的作用太大了，水质变好了，挖沙采石的少了，鱼的数量明显多了。”他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利用好十年禁渔的契机，争取让长江鲟在野外自然产卵、繁衍，看到长江鲟的小苗子在江里游。”
禁渔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新的课题。周波认为，长江十年禁渔整体来说是利好生态的，但禁渔后，一年生、两年生的鱼恢复得快，它们会挤占珍稀鱼类的生存空间，像长江鲟这种要8到10年才成熟的鱼，恢复起来更慢。
除了关注野外繁殖，周亮还有一个心愿——在宜宾建一个长江鱼类水族馆。“现在全国的淡水鱼博物馆太少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宜宾沿江能建起一个水族馆，展示长江里的珍稀鱼类，让老百姓直观地了解这些‘水中精灵’。”
生态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近些年，宜宾出现了不少保护长江渔业生态的民间组织，比如渔民巡护队就成为长江珍稀鱼类研究者最好的帮手。周亮告诉记者，一些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他们了解水情、知道鱼类的分布，很适合做巡护工作。“渔政的力量是有限的，渔民巡护队正好补充了这个缺口。”周亮解释说，“巡护队既解决了渔民的就业问题，又能更好地保护长江水生动物，是双赢的好事。”
如今，周亮也走到了父亲当年创办研究所的年纪，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接过了护鱼的接力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在长江珍稀鱼类保护的一线，把半生光阴都奉献给了这片他深爱的长江和这些“水中精灵”。
面对那些想要投身水生动物保护的年轻人，周亮给出了恳切的建议。“这个行业很苦，工作地点大多在偏僻的地方，留不住人。所以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更一定要有热爱。”
让周亮倍感欣慰的是，他的团队里，已经渐渐多了不少年轻的面孔，有刚毕业的研究生，也有退伍转业的年轻人。周亮笑着说，“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份事业好好传承下去，不只是守住长江这一江碧水、万尾游鳞，还要去关注珠江等其他水系的珍稀鱼类，让更多的‘水中精灵’能在江河里自在遨游、生生不息，让长江永远留住灵魂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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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行，行行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