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乡土题材始终是一面映照社会变迁的棱镜。徐克栋的长篇小说《农人》以土地为舞台，以农人为主角，奏响了一曲充满时代特色的变奏曲。本书不仅是对乡土生活的描摹，更是对中国农村在时代浪潮中转型与蜕变的思考，在乡土书写与时代回响的交织中，展现出一定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时代乡土文学需要融合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创作技法，拓展现实主义边界提升文学表现力。从这一角度看，作者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结合，使《农人》既具有真实感和厚重感，又不失诗意与温情。
本书以立山县柳家大湾、付家湾、石桥湾为叙事版图，透过柳、付、谢三大家族跨越时代的兴衰荣辱，构建起透视农村社会变迁的多维镜像：以时间为纵轴，将分田到户、免征农业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历史节点串联成线；以城乡发展为双轨并行，勾勒出农村与城市迥异的发展图景；3个村的故事彼此交织，编织成一张层次分明、宏大有序的叙事网络。
人物是小说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要素。本书作者在环境渲染中，完成了对人物的刻画。
以小说中的柳儒为例，白发白须的外貌特征、抑扬顿挫的祷词唱诵，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乡村耆老形象。在祭祀车神的场景中，柳儒作为仪式主持者，不仅彰显了传统乡土社会中长者的权威地位与文化传承使命，更以其庄重肃穆的言行，为整个祭祀活动注入仪式感。
再如，作者通过柳家四兄弟迥异的人生选择，为时代发展写下注脚：柳猛、柳勇勇立商海潮头，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奋勇争先；柳刚坚守乡土情怀，化身新农村建设的实干先锋；柳强以知识为舟，实现阶层跨越。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柳顺一家在贫病泥沼中艰难跋涉的无奈，以及谢光远一家被生活重负压得支离破碎的悲剧。
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或怀揣理想炽热前行，或深陷困境奋力挣扎，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共同勾勒出一幅乡土社会众生相。
小说将乡土故事置于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展现出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变革。在小说中，机械化耕作逐渐取代人力畜力，电商的兴起改变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涌入城市，这些情节都反映了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的蜕变。
这种变革在农人的内心世界引发震动。老一辈农人对土地的坚守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年轻一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新事物的追求形成对比。
作者通过心理描写，刻画了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矛盾与挣扎。他们既渴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善生活条件，又难以割舍对土地和乡村的深厚情感。这种内心的冲突与纠结，让读者看到时代变革对个体的影响，也使小说的主题具有深度和广度。
变奏于土地上的，不仅是《农人》中农人的命运与乡村的变迁，更是一个时代的脉搏与声音。作者对乡村生活观察细致，如从田间地头的劳作场景，到农家小院的家长里短；从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观，到传统民俗的传承延续，每一处细节都含着对乡土的热爱与眷恋。
作者笔下的土地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与农人血脉相连的生命载体。正因如此，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文学表达，更在于它所承载的现实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今天，本书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了时代课题。它让读者看到乡村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也揭示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通过对乡村土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描写，引发人们对农村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唤起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对鄂东民俗文化的开掘，为作品注入独具韵味的地域基因。小说开篇以工笔细描的手法，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鄂东立山柳家大湾在小满时节祭祀车神的盛景。作者融入“车神即白龙”的民间传说，通过“泼白水祝福水源涌旺”等祭祀习俗，进一步深挖民俗文化的内核。
此外，书中对丧葬仪式等民俗场景的刻画，犹如一幅幅民俗工笔画，以墨韵流转之势，将鄂东大地的人文风貌渐次晕染于纸上。
当然，小说也存在结构与技巧上的不足，如众多人物与复杂议题导致部分情节节奏拖沓，次要支线因篇幅受限而略显仓促。不过，将其放在当代农村题材作品中进行观察，这部作品如同用文字搭建的乡土社会模型，既记录了转型期农村的真实图景，又展现出文学感染力，为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农人》，徐克栋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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