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旗舰物种种群、数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国家公园以重要栖息地恢复、加强巡护执法、生态廊道连通、专项调查监测等措施开展旗舰物种保护。
——《国家公园法》确立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地位，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体现多利益主体协同保护与综合治理的理念，纳入保护成效考核评价客观反映国家公园保护成效。
——建议从优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体系，开展国家公园主要保护对象的识别、调查与监测，强化科技赋能与人才培养，进一步探索充分、公平和高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发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家公园承担着保护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的重要使命，旗舰物种就是国家公园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202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以下简称《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它从哪些角度支持了旗舰物种保护？未来又应该从哪些方面推动旗舰物种保护？记者采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伟。
王伟：旗舰物种是指因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或强大的公众吸引力，而被选为特定区域保护象征的物种。保护这类物种的行动，往往能有效带动公众参与、吸引资金投入，并进而保护其栖息地内的其他众多物种。因此，旗舰物种往往可以同时起到“伞护种”的作用，这些物种的活动区域会涵盖多种自然生境，以及大量与之同域分布的其他野生动植物物种，针对旗舰物种的保护措施，同时可为众多的其他物种提供“保护伞”。
目前我国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主要保护了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海南长臂猿、雪豹、藏羚等旗舰物种，通过一系列保护措施，各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据相关研究统计表明，自2021年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实施了30余万亩栖息地修复工程，约72%的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在大熊猫的“伞护”作用下，与大熊猫共生的金丝猴、雪豹、红豆杉等一万余种同域分布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了良好保护。目前稳定生活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从2015年体制试点之初的27只、42只增长到70只、80只左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修复栖息地面积达5000多亩，种植超过30万株长臂猿喜食的乡土树种，搭建22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由2020年的5群33只增至7群42只。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内现有雪豹约1000只，藏羚种群数量达到7万余只，与国家公园设立前相比，这些物种种群数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王伟：《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对我国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提出了一系列重点任务，主要包括重要栖息地恢复、加强巡护执法、生态廊道连通、专项调查监测等措施。
在重要栖息地修复方面，《国家公园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要求应当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确有必要开展人工修复活动的，应当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按照有关规定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例如，四川省发布实施《大熊猫国家公园栖息地修复》（DB51/T 2028—2025）地方标准，用于指导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退化栖息地的修复活动，通过调查原生群落及修复区域植被、主食竹等，拟定修复目标并识别修复区域重度、中度、轻度退化类型，明确不同等级的修复对象及模式，提出恢复措施、过程管理、监测及评估指标等，为实施栖息地修复提供了科学、规范和实效的技术指导。
在加强巡护执法方面，《国家公园法》第三十三条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观察和记录主要保护对象生境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在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明确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建立执法协作机制。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制定并实施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管理办法（试行）》，落实“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政策，及时发现、报告并制止猎捕、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以及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等行为。特别是在藏羚迁徙产仔季节，巡山队员们不间断地在公路边巡护，当藏羚迁徙的大部队快靠近公路时，巡山队负责拦截车流，待迁徙队伍通过公路后再放行，为藏羚长途迁徙保驾护航。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成立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执法支队，负责行使国家公园区域内93项执法事项，每年牵头组织开展一至两次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旗舰物种黄腹角雉的种群数量正逐步恢复。
在生态廊道连通方面，国家公园建设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依据旗舰物种分布及种群扩散趋势，确定生态廊道建设优先区域，采取近自然工程措施建设生态廊道”。例如，为实现旗舰物种海南长臂猿种群稳步扩大，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编制了《海南长臂猿生态廊道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建设方案》，明确了生态廊道建设和栖息地恢复计划。
在专项调查监测方面，《国家公园法》第二十四条强调了要加强国家公园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各类监测站点的作用，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测数据集成分析、共享和综合应用。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联合高校、企业，通过整合实时传输生态监测设备、终端通信模组、管理平台等关键组件，形成“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网，实现了野外监测影像、环境、巡护等数据的实时回传；并结合AI技术进行物种的个体识别，掌握东北虎豹的活动规律，详细了解它们的生存现状，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地保护措施。
王伟：首先是确立了国家公园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地位。国家公园法强调了要逐步将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自然生态空间纳入国家公园，实行严格保护。可以看出，国家公园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维持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屏障。相关研究也表明我国规划设立的49处国家公园及候选区能够保护50%以上的脊椎动物和58%的高等植物种类，以及近7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和三分之二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其次，《国家公园法》强调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对国家公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这种一体化保护的理念提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不仅是增加某个特定物种的个体数量，更是修复和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过程与功能网络，才能确保各项保护措施的可持续性。
再次，《国家公园法》体现了多利益主体协同保护与综合治理的理念。一方面，国家公园全过程管理涉及设立、建设、运行、管理、评估、监督等一系列事权，这就要求建立跨部门协同保护的保障机制，推动国家公园事权的有效履行。另一方面，我国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政府为主、社会公众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式，有力推动了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如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探索建设了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并由南平市自然资源局印发了《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总体规划(2021—2035年)》，作为支撑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区域。
最后，《国家公园法》第五十一条还强调了“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保护和管理成效考核评价制度，考核评价结果纳入相关考核评价体系”。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技术规范（试行）》，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数、伞护种/旗舰种种群数量、伞护种/旗舰种适宜栖息地面积等指标纳入保护成效考核评价的内容，为客观反映国家公园在旗舰物种和其他物种多样性的保护成效提供了科学依据。
王伟：第一，优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体系，提升整体保护成效。国家公园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在更大尺度上（如某一生物地理单元范围内）综合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布局、主要保护对象变化、保护成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切实提升国家公园之间的连通性和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体系的整体保护成效。例如近年来相关学者也呼吁开展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建设，实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从单点保护到系统治理的转型，推动空间格局、治理体系与政策制度的整体升级。
第二，持续开展国家公园主要保护对象的识别、调查与监测。这是明确保护目标、执行保护行动、评估保护成效的基础。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梳理这些保护对象之间的协同与权衡关系，识别需要优先保护的“伞护种”并持续监测其种群数量及适宜栖息地面积的动态变化，为量化评估国家公园保护成效提供数据基础。此外，由于除旗舰物种以外的很多物种通常较少受到关注，普遍面临数据本底资料不足等问题，其数量、分布、受威胁程度等仍有待进一步查明。
第三，要不断强化科技赋能与人才培养，这是实现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关键引擎。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图像识别、声纹识别、物种空间分布建模等技术加速迭代更新，国家公园在全域动态感知、物种智能识别、风险预测预警与决策支持等方面的科技创新，将为旗舰物种和其他物种多样性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而面对新形势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需求，具备新型能力结构的人才体系不可或缺。目前教育部已在生态文明领域增设了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专业，以解决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瓶颈问题并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为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构建与国家公园战略使命相匹配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出全方面的要求。
第四，为推动实现国家公园在旗舰物种和其他物种多样性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平衡，建议进一步探索充分、公平和高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激励其从被动、消极的保护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保护。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进行了探索，例如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的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中，就包括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及海南长臂猿等珍稀野生动植物为核心工作，不断推进“园依托地加强保护，地依托园绿色发展”的融合发展格局。
来源: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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