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杨棕贤
腊月十六，年味渐浓。在雅安市荥经县法院花滩法庭调解室，一起劳动争议纠纷调解刚刚结束。原告杨某和被告某液化气有限公司（下述简称“A公司”）、某液化气充装有限公司（下述简称“B公司”）代表在这里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庭拿到了8000元离职补偿款。这起看似普通的纠纷，背后是杨某跨越十余年的务工经历与一年多的奔波维权。
“我从2011年开始，就在公司工作，给他们送液化气的，跑遍了附近几个乡镇。”调解结束后，杨某在法庭走廊里边走边回忆。他今年五十七岁，皮肤黝黑，手指粗糙。“2024年底，公司突然让我不用来了。我提离职赔偿，他们一直拖到今天。”
杨某先后在A、B两家液化气公司工作，但劳动合同只和A公司签署，B公司没签，但送气、登记、领薪的流水和记录都在。“我也找过劳动仲裁，但被告知证据不全，没被受理。”他叹了口气，“后来我去厂里找过负责人，但都没谈拢。这又快过年了，家里等着用钱，心里特别慌，这才想到来法院起诉公司。”
2026年1月4日，花滩法庭受理该案。法官潘小华在梳理案情时发现，两家公司实际经营关联密切，杨某的劳动事实清楚，证据链较为完整，但若走诉讼程序，耗时较长，春节前恐怕难以解决。
“民工工资、补偿金纠纷，当事人往往等不起。”书记员高艳梅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和综治中心联动，决定把调解作为首选，争取在过年前帮他解开这个‘薪愁’。”
调解过程并不轻松。被告B公司起初态度强硬，以“未签订劳动合同”“非本公司员工”为由拒绝调解。承办法官和调解员走访B公司，厘清管理关系和用工事实，并向其耐心释法。“我们向B公司说明，即使没签合同，但证据链完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解除时也应依法给予补偿。”潘小华说道。
2次面对面、背对背的调解下来，气氛逐渐缓和。2026年2月3日，双方再次坐在调解室。法官从情理法多角度疏导，提到杨某多年来的付出，也理解企业经营的不易。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A、B公司一次性支付杨某8000元离职补偿。
签字、盖章、转账……一系列手续在调解室内快速完成。当8000元现金递到杨某手中，他眼圈微微发红，这一年多来的讨薪路走得艰难，没想到在马年春节前，能在法庭里把这件事了结。
潘小华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前，这类涉农民工薪酬、补偿纠纷时有发生。“法律是刚性的，但司法可以有温度，我们希望通过调解，既解法结，也解心结，让大家过个好年。”正午时分，法庭门口的法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庭外，渐渐升腾的人间烟火洒满了整条街道，在这岁末寒冷的冬日里，一次调解，暖了一颗心，也安稳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团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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