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

在当代乡土书写谱系中,地方作家如何超越简单的风情描摹与历史复述的表层,使作品成为地方性知识得以存续、地域精神得以言说的载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命题。

王勇的长篇小说《川北》是此命题的一次探索。作品以川北大地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为经纬,通过对秦桂家族命运沉浮的刻画,实践了“让土地开口说话”的创作理念。

这不仅是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叙事空间的技术操作,更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意味着叙事者从“关于土地的言说”下沉为“土地自身的言说”,使地方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情感结构,通过家族人物群像得以自然涌现和具身化表达。

《川北》秉持“小历史”的家族叙事路径,将宏大时代进程安放于日常伦理的肌理中,通过对川北地域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文学编码,使其本身成为一部“非遗活字典”,更通过塑造烙印着土地坚韧与苦难双重性的人物长廊,以及在复调叙事中融合多元美学资源,最终完成一部既植根于地方性又蕴含关于人类生存普遍性命题的“大地之书”。

史诗的追求与“小写的历史”

《川北》具有自觉的立史意识,贯穿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核心历史进程。故事始于世纪初的社会转型与秩序解体,主体部分描绘了四川军阀割据时期的混战及其对民生造成的深重兵祸,随后深入书写红军进入川北的斗争岁月。作品还展现了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川北承受的战争动员与时代激荡,最终延伸至解放战争,并以新中国成立作为整个历史叙事的收束。

《川北》实践了一种“小历史”的叙事哲学。作者将史册中那些标志性的时代断层统统推至背景的远景,将全部叙事聚焦历史是如何被具体的村庄、家族与个人的身体、情感与日常生活所承受、消化并转化的。

本书让历史落地的方式是具象化的,如征兵令在桃花湾化为一个家庭面对“拉壮丁”时恐惧的夜晚与被迫的离散,战争的创伤具象为一场葬礼的仪式、一个残疾的身体等。历史在此不再是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生存压力,是刻在皱纹里的疲惫,是回荡在山歌中的欢愉与哀伤。

小说通过此类细节书写,复原了历史本身的质感与体温。《川北》构建的不再是一部关于川北的“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川北土地与人民自己书写的“生存史诗”。

作者采取以小写大的史诗建构路径,将半个世纪的家国动荡与时代魂魄,安放于大巴山下桃花湾秦桂家族的命运经络中。历史不再是背景板或时间线,而是内化为人物在伦理、情感与生存层面具体而微的博弈。为此,作者进行了浩繁的案头与田野工作:通读文史族谱、钻研民间野史、走访百余老人,乃至涉猎医书、巫术、堪舆、碑文,力求在每一个细节上还原历史的肌理。

“非遗活字典”与人物群像谱

《川北》是这片土地的“非遗活字典”,清晰地勾勒出川北地处大巴山南麓及嘉陵江、涪江与巴河、州河之间的地理空间脉络,贯穿从商周巴人、秦汉古道、三国烽烟到军阀混战、红军入川的漫长历史脉络。

这里的文化因战乱与移民而呈现出大杂烩的多元特质,形成其独特而模糊的文化性格。农耕手艺承载着生存的智慧与尊严,民间巫术反映着人们对不可知命运的朴素解释,帮会组织的规矩与江湖构成了旧社会基层社会的隐秘权力网络。

大量方言俗语、民歌的运用,是这种“非遗活字典”的表征,不仅增添了文本的在地性韵味,更是直接塑造了人物的思维方式与情感表达模式。当人物用川北的山歌传情、用质朴的方言斗智或哀叹时,他们便从这片土地中生长了出来。

《川北》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化志”与“民俗录”,同时肩负着文学审美、历史认知与文化传承的多重使命。

在社会历史剧变中,秦桂家族及其辐射开的整个桃花湾,各色人物轮番登场。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带有川北大地的双重烙印,即面对深重苦难时的极致坚韧。他们面对的是预征赋税的经济压榨、军阀土匪的肆意蹂躏、烟毒泛滥的侵蚀,生存本身已成为一场残酷战争。然而,正是在这近乎绝望的土壤里,人性之花以各种形态倔强绽放。

这里有在礼教压抑与生命本能间痛苦挣扎的女性,有在忠义与生存之间艰难抉择的乡绅,有被时代浪潮裹挟而命运浮沉的青年,也有在乱世中依然坚守古朴良知的普通人。

作者没有刻意美化笔下的乡民,只是将对人物的悲悯之情置于创作的核心。笔下人物的苦痛不是用来渲染奇观的调料,而是可以被读者感同身受的生存体验。这种悲悯之情,是连接作者、人物与读者的情感桥梁。

因此,《川北》的人物长廊,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记录,更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集体精神与生存意志的写照。

复调艺术与“大地之书”

《川北》在艺术手法上体现了博采众长后形成的风格。作品既有对田园劳作、乡间爱情的抒情描摹,充满乡土诗意,也有对战场、匪患、社会动荡的粗粝而磅礴的书写,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这两种看似矛盾的风格在文本中交织、对话,共同构成川北大地的完整面貌。

作品在主体现实主义中,部分融入超现实元素,这种魔幻书写并非国外经验的移植,而是根植于川北民间本身的文化土壤,涵盖那些巫术、传说以及对自然万物的感知。

作品与四川乡土文学的历史谱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赓续。这一谱系,自李劼人描绘近代转型的大河小说奠定其史诗格局与方言之魂,历经沙汀对乡镇权力网络冷峻的批判现实观察,再到周克芹等作家对当代农村变革中个体命运的热切关怀,形成关切地域、介入现实、聚焦民生的传统。

《川北》信守了这一传统。在历史观上,实现了从“乡土变迁史”到“乡土文明志”的跃升。前辈作家多聚焦社会关系与时代冲击,作者则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耐力,系统性地对川北的地理密码、历史层积、民俗仪式、方言歌谣进行文学编码,其核心旨归不仅是讲述一段往事,更是为一种濒危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立传存真。

《川北》将一个特定地域、一个特定家族、一段特定历史的故事,提炼和升华为关于苦难与韧性、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时代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它让读者看到,在历史的巨轮下,普通人是如何以其看似微末却无比坚韧的生命力,承载并延续着文明的火种。由之,《川北》成为一部沉甸甸的“大地之书”。


作者简介

刘小波,博士,博士后,一级艺术研究,西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当代文坛》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