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徐婷婷 李季





本期解读嘉宾

邢连超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吕  娇 四川坤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近日，据媒体报道，上海一名消费者在餐饮店就餐后发现，自己与姐妹吃饭聊天的全过程，都被店家手机直播至网络。面对质疑，店家以“初入餐饮行业，想靠直播烘托热闹氛围”为由辩解。目前，涉事店铺已停止直播，并向消费者致歉。

当下，美食探店、景区打卡、萌宠互动等直播间遍地开花，既丰富了大众娱乐生活，也拓展了消费场景，可“万物皆可播”的热潮里，未经同意就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行为，正悄然侵犯着公民的人格权与隐私权。对此，新华社直言“这种荒诞必须被叫停”，《人民日报》也发声强调“技术进步拓展生活半径，绝不能压缩权利边界”。

本报邀请专业律师拆解“被直播”背后的法律谜题，助力公众增强权利意识，让商家严守法律红线——镜头可以记录生活，但不能闯入他人生活。

（图片由AI生成）

镜头亦有界

公共场所不等于“隐私裸奔”

“拍环境就拍环境，凭什么把我拍进去？”前不久，市民黄女士就有过一段糟心经历。在健身房锻炼时，她偶然发现健身房正在直播，自己运动的身影赫然出现在镜头中。可当她要求关闭直播时，对方却轻描淡写回应“只是拍环境，没特意拍你”。

这样的尴尬并非个例。景区里，游客赏景留影，却成了旅行团直播间的揽客“背景板”；餐厅内，镜头扫过菜品环境，更将食客举杯畅谈、大快朵颐的模样全程收录；美甲店里，顾客做美甲的双手被直播镜头全程聚焦；热门商圈中，往来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成千上万网友围观……

不知不觉间，“被直播”成了普通人的日常困扰。不少商家为博流量、引客源，将镜头直接对准消费顾客，吃饭被怼脸拍、健身被全网看，无需征得同意，不用告知用途，消费者的肖像、声音乃至私下言谈，都成了直播间免费吸睛的“道具”。

社交平台上，网友们的吐槽层出不穷：“主播介绍套餐，镜头不拍商品和背景板，反倒对着就餐顾客拍？”“花钱吃饭竟成了商家引流素材，毫无隐私可言”“本想休闲放松，却被全网直播，太别扭了”。

当聚餐的温馨被冰冷镜头打破，健身的轻松被陌生评论消解，逛街的惬意被局促尴尬取代，这般“直播狂欢”，早已越过公序良俗底线，触碰了法律保护红线。

“判定该行为是否侵权，核心在于两点：是否未经本人同意、是否以公开形式非法使用他人肖像或私密信息。”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介绍，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丑化、污损、信息技术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四川坤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娇补充道，民法典已取消侵犯肖像权需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这意味着，只要未经个人同意，拍摄并公开他人肖像，均构成侵权，除非能证明属于合理合法用途。

“隐私不局限于宾馆、住宅等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同样受法律保护。”吕娇说，家人聚餐、朋友闲聊、日常逛街等活动，都具备私密性，未经同意拍摄并公开，让私人活动被监控、被围观，发布者需承担相应侵权责任。邢连超也强调，公共场所不等于“隐私豁免”。若直播中特定自然人可被识别，或其私密空间、私密活动遭到侵扰，依旧构成侵权。此外，商家张贴的“直播提示牌”属于单方概括性提示，无法替代对个人具体、明确的同意，不符合民法典中“同意”的法定要件，不能作为免责依据。

“随手直播”乱象频发

公众维权进退两难

现实中，部分直播者常以“纪实拍摄”“服务公共利益”为名，随意将镜头对准路人，侵权乱象频现。例如，武汉有探店主播以“真实呈现用餐体验”为由，未经许可拍摄消费者并公开传播，即便被明确拒绝仍继续拍摄，最终涉事方向消费者赔偿并道歉；景德镇某景区主播打着“展示风光、服务公众”的旗号，长时间直播游客游玩画面，面对质疑仅以“公共利益”搪塞；长沙亦有主播借“记录城市烟火气”之名，在街头随意摄录路人肖像，实则利用他人形象博取流量，以正当之名行侵权之实。

“合法的新闻报道，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符合《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不仅要具备正规采访资质、遵循程序正当性，还需恪守最小必要原则。”邢连超表示，若以娱乐、商业牟利为目的，随意拍摄并公开他人肖像，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规定的肖像合理使用情形，即便是新闻报道，也需满足不可避免使用他人肖像的前提。吕娇持同样观点：“侵权直播多以吸流量、谋私利、恶意曝光为目的，缺乏正当公共利益支撑，明显构成侵权。”

为何“随地大小播”的乱象愈演愈烈？公众维权进退两难？

邢连超分析，核心原因在于技术便利与商业驱动，部分主播为追逐流量红利，全然漠视他人合法权利。同时，我国民法典虽搭建了隐私权与肖像权保护框架，但在公共场所的具体适用上，仍存在细化不足、边界模糊的问题，导致侵权行为频发，规制却相对滞后。

“更关键的是，被侵权人多为普通民众，面对侵权，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收集证据、该向谁维权、该怎么维权，最终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吕娇给出维权指引，被侵权后，首先要第一时间通过录屏等方式固定证据，记录直播账号、直播时间、所属平台、在线观看人数等关键信息，必要时可对证据进行公证，提升证据效力。维权时，既可以直接与直播者沟通，要求其立即停止拍摄、删除相关视频并公开赔礼道歉；也可将留存的证据提交给网络平台，要求平台采取冻结账号、删除直播内容等处置措施。邢连超补充，还能向网信、广电等主管部门举报投诉，若侵权后果严重，可咨询专业律师，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对方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协同治理

让直播在权利边界内有序发展

面对日益蔓延的“被直播”现象，仅依靠个人维权远远不足，亟待建立“公民防范、平台把关、监管亮剑”的协同治理机制，从源头阻断侵权行为的蔓延。

“网络平台不仅要做好事前审核，更要在知晓或应当知晓侵权事实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否则需与侵权直播者承担连带责任。”吕娇援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明确平台的法定责任。邢连超也表示，民法典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已确立平台“通知－删除”义务及过错责任原则，平台必须建立并落实高效的事前审核机制和事后投诉处理流程，筑牢第一道防线。

“技术飞速发展，相关法律也需与时俱进、细化完善。”邢连超建议，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或典型案例，明确公共场所不同场景下的隐私合理期待边界，让执法维权有章可循；另一方面，推动平台在敏感区域直播中，配备实时人脸模糊等技术保护工具，从技术层面减少侵权可能；此外，还需强化对“深度伪造”等新型直播侵权行为的规制，堵住法律漏洞。

吕娇表示，在信息化时代，直播已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对直播从业者及平台的规范也愈发清晰。直播从业者需严守法律边界，避免因侵权惹上麻烦。她给出三点避坑建议：一是拍摄前主动告知被拍摄者，征得明确同意后方可拍摄使用；二是做好匿名化处理，街拍中涉及他人肖像、车牌、住址等隐私信息的，必须彻底打码模糊，确保无法被反向识别；三是主动规避他人私密信息，可通过显著标识提示直播区域，不随意特写非自愿入镜者，接到权利人删除要求后，第一时间清理相关内容。

“商家靠短视频、直播涨人气、拓客源无可厚非，但创新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能触碰他人权利红线。”邢连超建议，平台要加强对主播的合规指引与法律教育，优化侵权投诉响应效率，对屡次违规的主播采取阶梯式处罚，将法律要求转化为平台硬性规则。他表示，直播行业创新发展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关键在于坚守“权利保护优先”的底线原则。这需要立法层面明确边界、监管层面强化执法、平台层面落实主体责任、行业层面加强自律、公众层面提升维权意识，形成多方协同共治的格局，最终实现技术发展与人权保障的和谐统一。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