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网讯（记者 张璐璇）1月21日上午，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在上海陆家嘴发布题为《寒云难掩晨光，春近万木争荣》的2026年宏观经济金融展望报告。
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2026年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环境又将迎来哪些新的变化和挑战？美联储降息前景如何？中美大国关系和全球地缘政治可能遭遇哪些新的“黑天鹅”？“三驾马车”对增长的贡献将出现何种结构性变化？房地产市场有希望实现企稳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精准施策？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在会上，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就上述市场关心的热点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展望2026年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运行趋势，连平作出十项预判：
第一，发达经济体面临滞胀风险。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总体温和放缓，全球经济增长约2.7%—3.1%，较2025年小幅回落，呈现“低速但稳定”的特征。发达经济体增长则普遍较为低迷。与此同时，全球通胀水平将进一步进入“温和回落通道”，从2025年的3.4%回落至3.1%，为经济增长修复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服务价格存在较强黏性、关税存在滞后性，美国等部分发达经济体可能面临通胀反弹压力。在滞胀背景下，2026年美联储降息前景或存在较大变数。一方面，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美联储承压有可能进一步加大，降息次数有可能大大超出市场预期的2次左右，幅度可能达到100个基点左右甚至更高；另一方面，2026年并非单向宽松之年，而是存在“先降后升”非线性路径的可能性。如果美联储利率政策出现意想不到的反向加息，势必会对全球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冲击。
第二，大国博弈已行至深处。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或迎来阶段性缓和。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将进入“高波动期”。在美国“唐罗主义”战略激进落地、美欧跨大西洋联盟裂痕扩大、区域军备竞赛加剧、多国选举周期叠加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政策不确定性可能贯穿全年。唯有通过强化危机沟通机制、重建多边信任、遏制极端民族主义，才可能避免“黑天鹅”成群起飞。否则，2026年或将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最动荡的一年。
第三，全球贸易环境弱势修复。2026年，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有可能继续进行务实调整，从“大规模”“经济目的为主”转向“局部”“政治目的为主”；多边和区域合作走向深化，将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新的动能；“南南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正面支撑力量”。但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仍可能面临新的“破坏性力量”，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策源地。在中国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和韧性将展现得越来越充分、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中美关系阶段性改善等积极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出口有望保持平稳增长。预计2026年出口增速或保持在3%—4%，净出口对全年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0%，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
第四，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2026年，在降息周期延续、企业盈利温和修复及AI投资增长等动能推动下，2026年全球股市有望震荡上行，但资本流向、估值差异、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加剧全球股市的结构分化。美股“结构型牛市”风险升高，新兴市场股市吸引力持续增强。美元或继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除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走低导致美元资产收益率下降外，美元周期、美国政府债务、美元信用、“去美元化”等因素也是重要推动力量。不过，短期内美元指数未必会大幅走弱，有可能在95—100区间小幅持续波动。人民币大概率将延续“双向波动、温和升值”态势。未来一个时期，一系列重要变量仍有望驱动黄金价格中长期上涨，2026年黄金价格走势或呈现“高位震荡、整体偏强、涨幅收窄”的特点，基准目标区间集中在4500—5000美元/盎司，极端情景下存在15%-20%的回调风险。
第五，财政扩张力度将不减反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持续发挥宏观调控主力军作用，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2026年全年财政赤字率有望达到4.0%—4.2%，赤字规模增至6万亿元—6.25万亿元；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有望超过12万亿元，支持各项措施有效落地，进一步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地方专项债发行额度有望达到4.8万亿元以上，用于支持基建投资、民生保障、收储等重要领域；预计安排发行1.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建设与“两新”工作；可能还会安排5000亿元特别国债或超长期特别额度用于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追加化债额度、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等重要领域。全年预计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超过13万亿元，广义财政赤字率升至8.8%左右。2.8万亿元的化债专项债额度将按计划前置发行并加快使用。
第六，货币金融环境将持续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2026年降准降息仍有一定空间，预计会小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0.5个百分点，并综合使用买断式逆回购、国债买卖操作等工具释放较大规模流动性；我国降息存在阶段性窗口期，预计将下调政策利率0.1—0.3个百分点，进一步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将可能继续安排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持续支持政府投资。年初央行先行推出了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将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单设民营企业再贷款、拓宽再贷款支持领域等多项措施，加快完善结构性工具的政策框架并加大支持力度，着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货币政策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保持金融总量的合理增长，信贷余额增速预计维持在6.3%左右，社融存量增速将升至8.6%，M2增速预计维持在8.4%左右。
第七，投资增速有望止跌回升。2026年，制造业投资在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与国内外需求等多因素共振下，有望从“筑底回升”转向“加速上行”。基建投资力度明显加大。从2026年提前批“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来看，“两重”建设方面共安排投资约2200亿元，与2025年提前批的1000亿元相比增幅明显。2026年我国还将基于国家战略全局、发展阶段和现实需要，在城市更新、战略骨干通道、新型能源体系、重大水利工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谋划并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突破性的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在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等推动下，预计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0%，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回升至25%，拉动GDP增长1.25个百分点。
第八，房地产市场趋向筑底期。2026年预计大城市将优化存量政策，基本取消过往设定的限制性购房条例，进一步落实收购存量商品房和闲置土地政策，强化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和保交房工作，支持受困房企项目纾困化险，预计收储专项债投放规模在2000亿元—3000亿元，带动商品房去库约2000亿平方米—3000亿平方米。央行可能适度调降房贷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财政方面可能推出购房贴息政策，个人购房政策整体保持宽松的政策环境。金融机构将继续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推动住房项目实际放款工作，满足包括民营房企在内合理的融资需求。房地产销售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第九，消费供求匹配更加优化。2026年，在政策导向明确、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服务消费场景持续扩展、消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等一系列积极因素推动下，我国消费不但仍有加快发展的必要，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增长空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将从供求两端促进消费，包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扩大特色产品和新型产品供给等。预计202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左右，较2025年提升0.3个百分点；消费对全年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保持在55%左右，较2025年增长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2.75个百分点。
第十，实现5.0%左右增长目标概率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实现量的合理增长，2026年增长目标很可能继续定在5%左右。从经济增长的动能看，2026年的构成将比2025年更为均衡。预计2026年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有望升至55%，全年拉动GDP增速约2.75个百分点，贡献率和拉动率较2025年分别上升3个百分点和0.15个百分点，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为25%，拉动GDP增速约1.25个百分点，贡献率和拉动率较2025年分别上升9.7个百分点和0.48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20%，拉动GDP增速约1个百分点。
2026年，中国经济将延续复苏态势，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但客观来看，外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容低估，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特别是微观层面仍存在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需求偏弱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并增强其针对性和协同性，连平建议，应采取更有力度的针对性政策举措：
一是加大服务消费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适度扩大居民服务消费贷款规模，降低服务消费贷款利率，拉长还款周期；扩大服务消费贴息政策覆盖范围与精准度；设立“优质服务供给能力提升专项资金”，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对餐饮、文旅、健康等领域中小微服务主体的数字化改造、员工培训、绿色认证等给予30%—50%的补贴。
二是探索实施“外资产业链赋能计划”。对承诺在中国持续经营5年以上、且将区域研发中心或供应链管理总部留在本地的外资企业，按其新增本地固定资产投资或研发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专项奖励，资金可用于技术改造或本地配套采购；设立“外资生态链发展基金”，对牵头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深度参与产业链协同培育与整合的外资企业给予最高30%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并享受与“专精特新”企业同等的要素保障政策，形成“外资带动本土、本土反哺外资”的良性循环。
三是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优化经济大省考核评价体系，增设“重大战略任务考核”或“全国统筹贡献度”指标，涵盖产业链带动、民生帮扶、生态保障等维度；对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成效显著的经济大省，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适度倾斜，重点支持其主导的跨区域重大项目前期费用，降低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建立“政策试点优先权”机制，允许经济大省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数据跨境流动、绿色金融创新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
四是多维度激励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科技创新。设立“民营经济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对开展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的民营企业给予补贴和奖励；实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计划，对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的企业，按超额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建立国企与民企科研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允许民营企业按市场化价格租用国家级实验室、中试基地等设施。在量子计算、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设立“民营企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赋予其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格。
五是在供需两端同步入手，持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降低居民首次购房成本，拓宽购置门槛。协同央行货币政策，同步调降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0.5个百分点；增加财税购房优惠支持力度，创新建立房地产交易税收返还制度；加快推进商业银行对房企“白名单”专项贷款的全覆盖，进一步推动专项贷款资金落地，给予能够维持房企正常经营的流动性支持。
六是重视并积极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稳妥推进化债工作，在原有的“6+4+2”化债方案基础上，针对剩余未安排的2.43万亿元隐性债务，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并进行转移支付，通过地方向中央零息借款的方式支持地方政府一次性清偿剩余隐性债务；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建议2026年可提升至5万亿元以上，覆盖用于化债的8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升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至12万亿元以上，较2025年增加约1.7万亿元，尤其是增加对共同财政事权的转移支付预算，缓解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均衡的问题。
七是做好股票市场风险预警与防控工作。建立多维度动态监测体系，聚焦融资杠杆水平、市场换手率、估值偏离度及新增开户数等核心指标，设定科学预警阈值；强化杠杆风险管控，严格规范融资融券业务边界，持续高压打击场外配资等违法违规加杠杆行为；合理把控IPO与再融资节奏，引导上市公司理性减持，通过完善减持信息披露制度划定大额减持边界，避免资金过度分流加剧市场波动等。
八是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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