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李欣忆 王迎 摄影 昙昊

鸡鸣三省交界之地，渭河与果哈河交汇处，赤水河由此发端，一路奔腾，穿过群山峡谷，注入长江。

在赤水河入川第一村——泸州市叙永县水潦彝族乡海涯村，60岁的村民范永龙每天都会沿着河岸走一走。作为整个长江流域最早实施禁渔的河流，赤水河全面禁渔已进入第十个年头。十年间，从捕鱼能手到护渔员，范永龙的转身，是一群人“重生”的生动注脚。

赤水河下游，贵州省赤水市复兴镇仁友溪畔，静静坐落着中国科学院赤水河珍稀特有鱼类保护与水生生物多样性观测研究站。30年来，三代科学家扎根于此，在这片长江十年禁渔先行示范区，持续开展鱼类种群保护与研究，将论文写在奔腾的河水里。

1月9日清晨，赤水河入江口，泸州市合江县长江流域渔政协作巡护队队长李庆余，驾船开始了例行巡河。朝阳初升，河面金光粼粼，偶有鱼儿跃出水面，他脸上漾开笑意：“看，河里鱼儿在玩耍了。”长江禁渔带来的变化，就这样记录在他日复一日的巡护中。

三十年科研接力，十年禁渔坚守，五年三省共治——三个不同的时间刻度，共同刻画出一条河流的重生之路，也讲述着赤水河奔腾向前、生生不息的新时代故事。


三十年，在接力中坚守

中国科学院赤水河珍稀特有鱼类保护与水生生物多样性观测研究站，竹林掩映的山谷间，19个大型鱼池依山而建。“鱼爸爸”孔秋宏轻轻拍打着玻璃，听到响动，鱼儿从各处游来，“它们知道，开饭时间到了。”孔秋宏对记者笑道。每天，他都要悉心照料池中50多种、2000余尾“鱼宝宝”。这些从赤水河迁居于此的珍稀鱼类，在这里生长、繁殖，它们的后代终将重回赤水河的怀抱，为种群恢复注入新的生机。

一年多前，孔秋宏加入观测研究站，成为助理研究员。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飞，时常向他讲述这段跨越30年的保护接力。

中国科学院赤水河珍稀特有鱼类保护与水生生物多样性观测研究站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面对赤水河流域日益加剧的生态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曹文宣率先发出呼吁，建立赤水河鱼类保护区，减少人类活动干扰，为赤水河保护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中生代科学家刘焕章等人接过接力棒，率领团队深入赤水河沿岸，开展系统调查与研究，逐步构建起“赤水河保护模式”的基本框架。

如今，“80后”刘飞已成为第三代科研力量的领军者。他带领孔秋宏等年轻科研人员，开展鱼类资源监测、禁渔效果评估、栖息地修复和珍稀物种种群重建等一线工作。

三代人，三十年，持续观测、记录、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数据与标本，完整见证了这条河流的生态变迁。

科研路上，有过痛心时刻。

赤水河流域曾拥有两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鲟与长江鲟。在观测站的标本室内，助理研究员何雨绮指着一个白鲟标本，语气低沉：“白鲟已被宣告灭绝，只剩下这些标本。”

赤水河下游

但希望，始终在生长。

“岩原鲤，体长30.8厘米，体重600克……”孔秋宏与何雨绮正熟练地为鱼儿进行“体检”。前一天傍晚布网，12小时后收网，逐一测量体长、体重，记录年龄与发育状况——这些基础工作，为鱼类资源监测提供着关键数据。

“最近五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鱼类的种类与数量均有明显增加！”孔秋宏介绍，鱼类资源量实现翻倍，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等珍稀物种的出现频率显著提升，中华倒刺鲃、白甲鱼等优势种群的平均体重也稳步增长。

“去年夏天，我们在赤水河监测到一尾短身鳅鮀，因为罕见，一开始都没认出来。”何雨绮回忆，团队查阅大量文献，最终依据其特有的胡须特征确定了种类，“那种发现带来的兴奋感，开心了好几天。”

而最令人振奋的突破，发生在去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主导的“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取得重大成功——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在赤水河首次实现自然产卵与孵化，迈出了野外种群重建的关键一步。

长江鲟


十年，在转身中重生

海涯村，依河而生，因河而兴。

曾经，鱼是赤水河给予村民最直接的馈赠。范永龙记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从河中带回的鱼，总能为一家人带来温暖的晚餐与简单的快乐。从小在河中嬉戏的少年，成长为娴熟的捕鱼能手，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河中的鱼群会日渐稀少。

2017年，赤水河启动全流域禁渔。范永龙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改变。

2018年，他有了新身份：巡河员。日复一日的巡护中，他渐渐摸索出规律：晴天垂钓者多，雨天撒网者众。为此，他常常清晨六点半便出现在河边，耐心劝离每一位捕捞者。河对岸属贵州地界，那里的巡河员恰巧是他的亲戚，两人时常“隔河通气”：“看到对岸有人捕鱼，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

2020年后，范永龙不再担任巡河员，转而开始种植李子。1月8日，他带我们走进果园，冰糖李与脆红李树密密麻麻，“每年能卖到大约10万元，到手的收入比以前捕鱼时强多了。”

他还保持着每天河边散步的习惯，见到非法捕鱼者，仍然上前制止。家中也立下规矩：子孙后代，一律不准钓鱼打鱼。

这样的故事，在赤水河两岸比比皆是。

在合江县望龙镇，62岁的王正明曾拥有40年的捕鱼生涯。1979年，16岁的他加入渔业社，从此以船为家、以网为伴。

2017年，全面禁渔的消息传来，王正明心情复杂。捕鱼不仅是生计，更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但他也清楚地看到，这些年鱼越捕越少、越捕越小。“再这样下去，子孙后代就无鱼可吃了。”

转折发生在2019年底。王正明领取了退捕补偿款，以此作为转型启动资金，与朋友合伙承包水库，开始养殖“瘦身鱼”——这种生态养殖模式不投喂饲料，让鱼在清水中自然生长，虽然周期长，但肉质紧实，市场价值更高。

赤水河上游

2020年10月，第一批“瘦身鱼”上市，每斤售价达15元，收入较以往捕鱼时增加了三分之一。同时，王正明也拥有了新身份——长江流域渔政协作巡护队队员。2020年底，他正式入队，从“捕鱼人”转变为“护渔人”。

“以前是靠水吃水，现在还是靠水吃水，只是‘吃’法不同了。”王正明笑道，“如今看见鱼多了，心里踏实。收入稳定，日子也更安心。”

数据显示，像范永龙、王正明这样“洗脚上岸”的渔民，四川共有16480人。通过“发展产业、务工就业、公益岗位、扶持创业、困难帮扶”等“五个一批”措施，绝大多数退捕渔民实现了“退得出、稳得住、有保障”的平稳转型。


五年，在破界中共护

赤水河蜿蜒流淌，穿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过去，“上游保护、下游污染”“各管一段”的治理困境突出。

2025年11月，川滇黔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执法协作座谈会披露了一组数据：赤水河鱼类种类已恢复至149种，珍稀特有鱼类种群数量显著增加，水生生物资源持续向好。

这背后，是一张日益绵密的协同治理网络。从省级立法到乡镇协议，从联合执法到司法协作，从产业转型到公众参与，一层层行政壁垒被打破，一个个保护孤岛被连通。

在泸州市叙永县水潦彝族乡，鸡鸣三省大桥连接川滇黔。桥头矗立的宣传牌上写着：“同饮一江水，共护赤水河”。每周总有几天，三省巡河员在此相遇、交流、协作。

巡护队在进行岸巡

海涯村党总支书记郑方宇的手机不时响起，有时是贵州的村支书通报对岸情况，有时是云南的乡镇干部商量联合行动。“如今不再是各扫门前雪，而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他说。

一声招呼，一通电话，成为川滇黔三省共护一江水最朴实也最真实的写照。

2021年5月，三省同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及各自保护条例，于当年7月1日同步施行。此举开创了中国地方流域共同立法的先河。

自上而下的立法破冰，迅速催生了自下而上的实践融合。

协同立法实施不到一个月，四川水潦彝族乡、贵州团结乡和林口镇、云南坡头镇便共同签署跨区域协作协议，在乡镇层面拉开联合保护的序幕。协议明确了联合巡河、信息互通、案件协查等机制，让保护工作真正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渔政

在基层，巡回审判成为普法宣传的重要载体。在泸州市叙永县检察院，我们碰到了叙永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胡如远，他拿出手机里的照片，给我们讲述了将法庭搬到海涯村的故事。被告人胡某夫妇在赤水河段电鱼被查，案件在村子里进行公开审理，胡某夫妇当场增殖放流鱼苗一万余尾。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胡如远说，将法庭搬到案发地，让群众旁听庭审，比任何形式的宣传都更具感染力。

这种“惩罚性司法”与“恢复性司法”相结合的理念，已在赤水河流域广泛推行。近年来，叙永县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在流域内构建生态治理共同体，累计补植复绿300余株，增殖放流鱼苗近38万尾。

蜿蜒400余公里的赤水河，水质连续五年稳定达标，正是“三省共护”成效的最佳印证。

时间如流水，奔腾向前。赤水河的未来，仍待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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