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9月16日在京成功首演后,12月25日、26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袂打造的大型原创曲艺音诗画《伊莎白》,在成都演出3场。该剧是怎样呈现传奇女性伊莎白·柯鲁克一生故事的?是如何塑造她的舞台形象的?其采用的艺术表达方式有什么特点?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是否成功?为此,川观新闻文化频道和四川日报《天府周末》特约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解读,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尹德锦 母湘洁

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通过跨地域创编、跨曲种融合、跨文化叙事的创作方式,在“生在中国”“爱在中国”“心在中国”“留在中国”4个篇章里,诠释了伊莎白·柯鲁克的传奇人生。

跨地域的多方协作机制

“单兵作战”转变为“大兵团作战”,是《伊莎白》创演机制中的一大亮点。

创作团队打破地域壁垒,集结川、渝、陕、沪、津、鄂等多地的曲艺创作力量,以伊莎白的出生地四川作为讲述起点,采取多方协作模式,整合各地曲艺资源,在以往传统曲艺的“单兵作战”模式上,转变为“大兵团作战”机制。

在参演阵容方面,有知名主持人杨澜担任讲述者,青年相声演员李丁串场,多地曲艺院团的中国曲艺牡丹奖多位得主、曲艺名家和中青年曲艺工作者参与创作表演。这些参演人员是各地曲艺院团的佼佼者,实现了资源整合的优化,确保了剧目的艺术质量。

伊莎白生于成都,长于华西坝,与四川的情感联结最深,成都的童年记忆如同川江流水般浸润着她的生命历程,川渝的曲种自然作为整部作品情感表达的主轴。四川清音、扬琴的婉转悠扬,勾勒出伊莎白初识中国的温润亲切形象。这些从盆地传承下来的音韵,是整部作品情感脉络的源头活水,为创新的跨地域叙事奠定了基调——扎根地域特色,面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

伊莎白的一生,踏足中国多个地方。根据人物的生平轨迹,联合当地特色曲艺,剧目实现了题材与形式的匹配,每个篇章发展到哪个地域,就使用该地域最具代表性的曲种演绎。如武汉段用湖北大鼓,延安段用陕北说书,增强艺术感染力,使曲艺本身成为叙事的一部分。

这一尝试将观众置身于伊莎白的人生经历中,不失真实性与代入感,也能在保留本土性的同时,打破传统单一院团的曲种和视角的天然局限性,使作品有了更加多元的视角。

可以说,《伊莎白》“主题牵头、多地联动”的跨地域协作模式,是曲艺“破冰、融合、立新”的现代化创作机制,凝聚多方力量,以主题叙事为经纬,地域曲种为色彩,编织出了一幅艺术锦缎。

四川是这幅锦缎的底色与核心图案,京、陕、渝等地是这锦缎上不可或缺的瑰丽彩线。剧目用艺术生命力,为未来大型主题性曲艺的创作,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

跨媒介的创新融合美学

《伊莎白》以“曲种+”为核心,将地方曲艺、交响乐、多媒体影像等多种媒介元素融为一体,形成全新的立体曲艺表达。

舞台分为曲艺演唱区、交响乐队伴奏区、主持人阅读串联区、大屏幕影像区、纱幕影像区5个表演区域,纱幕投影与AI配合反复出现“手写英文+中文画外音”,运用历史影像与现场演绎相呼应,在新的美学高度上,想象了曲艺的可能性,做到了打破门类界限,构建出一个多层次、多感官的艺术空间,实现了传统曲艺与当代视听语言的对话,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升华。

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它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艺术语言,不同曲种齐上阵;传统曲艺与多种媒介元素的结合,折射出新式美学的光芒。跟随伊莎白的生活足迹,用富有当地特色的曲种、质朴甘醇的乡音进行讲述。

“童年·成都”篇章中的四川清音,以清脆、细腻的特点,配合演唱者“哈哈腔”等特色技巧,竹鼓檀板的轻快节奏,展现了孩童时期的天真烂漫;“革命·延安”篇章,陕北说书粗犷、豪放的唱腔与革命情感相互映照,体现了伊莎白被中国革命精神所感动、所接纳的过程;“情定·泸定”篇章采用的四川扬琴,用深情唱腔与婉转扬琴刻画人物的情感经历,展现出革命岁月中的浪漫主义情怀;“百年·守望”篇章作为终章,采用多种曲艺形式的融合,京韵大鼓、苏州评弹、长子鼓书,不同曲种依次出现,可作为整部作品的时空坐标,使跨越百年的故事清晰可感,且每种曲艺的情感色彩,都与对应的人生阶段的情感基调相呼应,合理又自然地勾勒出感情的起伏曲线。

演出过程中交响乐的奏响,更是与地方曲种的对话。这种新型的融合,是美学层面的创造、共生。

四川金钱板时而激昂、时而婉转的讲述,在交响乐的烘托下,更显人物在历史故事中的勇敢坚毅;京韵大鼓的铿锵节奏与交响乐的宏大氛围相互辉映,形成听觉上的共鸣;歌颂伊莎白时,用小提琴与单弦共同演奏《我爱你,中国》,将情感寄托推向最高点。这样的融合,是曲艺文化迈出的一大步,也使两种音乐语言在平等的基础上完成创造性的对话。

多媒体的运用,进一步拓展了这种对话的维度。在演出环节中,穿插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影像,与演员的现场演绎相互呼应,历史影像与表演者形成虚实相生的关系,将过去与现在在同一个时空中相互交织,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和文献价值,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伊莎白所处的时代背景。

例如,在表现伊莎白深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实地记录土地改革时,大屏幕上呈现的历史影像资料与她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等手稿影像交织,使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历那段历史。这一曲艺与新型媒介的创新融合,创造出层次丰富、视听震撼的舞台效果。

这种跨媒介融合的实践,实质上是一场曲艺的现代化转型,通过媒介的交叉、重叠、再创造,打破曲艺传统口传心授的单一传播形式,重构了观众与曲艺作品的关系,从听曲变为入戏,从被动接受变为沉浸式体验。

跨文化的中国特色表达

这部作品的跨文化叙事姿态,是不可忽视的特点。伊莎白出生于中国成都,成长于中国,既是新中国英语教育的拓荒者,也是中国“友谊勋章”的获得者。她具有多重身份:加拿大人、教育家、人类学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作为外国人,伊莎白的观察带有跨文化比较的维度,能发现和呈现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特质。这一视角让国际观众更容易产生代入感,避免民族主义叙事的内向特点,具有国际性和客观性。

《伊莎白》没有将她简单地刻画为一个“他者”,她说四川话,食四川菜,与中国同代人共同经历战乱与建设,她将中国认作“心灵的故乡”。这种文化融入,使故事充满情感温度,又具有真实性和深刻性。

剧目通过细腻的叙事,展现她如何将中国文化内化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一篇章《童年·华西坝》的四川清音唱段中,用幽默的四川口音讲述“石板路走来个洋姑娘”,地道的表达与外国姑娘来四川的诙谐对应。这样的双重视角,呈现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文化身份认同,完成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跨文化叙事。

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时代,这无疑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艺术实践,体现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美学自信。多种曲艺的融合处理,使这部作品成为一曲中国文化的交响诗,用最中国的声音唱响最世界的情感,用最中国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一个最世界的故事。

《伊莎白》以国际主义战士作为表现对象,具有国际视野。作为以曲艺为载体的创新表达,打破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瓶颈。用曲艺这一中华传统艺术形式,讲述了国际友人的人生故事,视角不限定在伊莎白一人身上,还铭记了埃德加·斯诺、诺尔曼·白求恩等多位国际主义战士,以个体命运折射出宏大的历史,实现了国际题材与本土艺术的结合,也拓宽了曲艺的表现领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伊莎白》以曲艺为舟,破冰而行,跨越地域与形式的界线,驶向艺术的新岸,融合川渝的清音婉转、北地的鼓书铿锵,在多元曲种的共鸣中完成了一场美学的立新。这不仅是对伊莎白百年中国情缘的深情回望,更是曲艺自身的一次创造性蜕变——以地域为底色,以文化为经纬,用最中国的语言讲述最世界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搭建起桥梁,为曲艺的未来开辟新的叙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