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9月16日在京成功首演后，12月25日、26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袂打造的大型原创曲艺音诗画《伊莎白》，在成都演出3场。该剧是怎样呈现传奇女性伊莎白·柯鲁克一生故事的？是如何塑造她的舞台形象的？其采用的艺术表达方式有什么特点？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是否成功？为此，川观新闻文化频道和四川日报《天府周末》特约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解读，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卢玉林
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通过集群式曲艺融合、交响化音乐语境与多媒体科技赋能三大核心支柱，构建起全新的、属于新时代的曲艺音诗画美学范式。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更以其艺术实践，回答了传统艺术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焕发生机并承担宏大叙事功能的时代命题。
叙事内容的深度开掘：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的交响
一部文艺作品的基石，在于其叙事的核心与灵魂。《伊莎白》的文本创作，选择了一个极具分量的人物——伊莎白·柯鲁克，并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将个体生命体验与中国百年历史风云紧密编织，实现个人史与国史的同频共振。
一是人物塑造的传奇性与真实性。
伊莎白的人生就是一部传奇。作为一名出生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她从一位人类学家成长为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成为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她的人生跨越一个多世纪，深度参与并见证中国从苦难走向复兴的整个过程。这一选题具备天然的戏剧张力与历史厚重感。
《伊莎白》的创作者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符号化的国际友人，而是通过丰富的细节与情感层次，展现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爱、有困惑的立体形象。作品聚焦她的人生选择、思想转变以及对中国人民深沉的爱，这种基于真实历史的艺术提炼，赋予整个故事坚实的情感基础和强大的说服力。
二是四幕式非线性结构的诗性表达。
在叙事结构上，《伊莎白》摒弃传统的编年体模式，采用“生在中国”“爱在中国”“心在中国”“留在中国”的四幕结构。
这种以情感与精神归属为线索的划分方式，是一种诗化的提炼。它打破时间的线性束缚，使叙事可以在伊莎白百岁人生的不同节点间自由穿梭，从出生100天到人生108岁，将关键的人生片段与情感高光时刻并置，形成时空对比与情感共鸣。
该剧将她童年在四川的见闻、在革命根据地的田野调查与晚年对新中国的观察并置，这种非线性结构使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内在关联。它不再是简单地复述“发生了什么”，而是在探寻“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以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这种结构上的构思，使整部作品超越人物传记的范畴，升华为一曲关于信仰、选择与归属的生命长诗，充满哲思与抒情色彩。
三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回响。
在今天，讲述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其时代意义不言而喻。她的故事是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诠释。《伊莎白》通过艺术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包容、懂得感恩的中国形象。
在作品中，伊莎白对中国革命的投身、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奉献，并非出于居高临下的“帮助”，而是源于平等的、发自内心的认同与热爱。作品通过再现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伊莎白等国际友人的崇高致敬，更是在向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传递一种跨越国界与种族的共同价值追求。
当下，《伊莎白》颂扬的无私奉献与坚定信仰，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和深远的社会价值。
艺术形式的破壁融合：传统曲艺的当代化转型
如果说深刻的叙事内容是《伊莎白》的灵魂，那么，其在艺术形式上的大胆革新则是其骨架与血肉，也是最受评论界瞩目的焦点。
《伊莎白》的核心创举在于，打破传统曲艺的表演范式与美学边界，通过多元一体的整合策略，创造出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范式。
一是集群式曲艺展演的范式革新。
传统曲艺大多以“单兵作战”的形式出现，一位演员、一把乐器，便撑起一台戏。《伊莎白》将四川清音、四川评书、四川金钱板、湖北大鼓、京韵大鼓、陕北说书、苏州评弹、天津快板、单弦等10余种地方曲艺形式，整合在同一个舞台上。这并非简单的曲种拼盘或汇演，而是根据伊莎白的人生轨迹和地理足迹进行的情境化编排，勾勒她从人类学学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历程。
如用四川的金钱板和评书，表现她在成都的童年与青年时代；用陕北说书，讲述她在革命圣地的经历；用婉转的苏州评弹，刻画她细腻的内心世界。每一种曲艺形式的出现，都与其所承载的叙事内容、地域文化和人物情感状态契合。
这种集群式的展演，不仅让观众在一场演出中领略到中国曲艺的丰富多样，更重要的是，这些曲艺形式在服务统一主题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合力。它们互相补充、互相辉映，共同构建起一个宏大而完整的叙事场。
二是交响乐与音画意境的营造。
《伊莎白》的另一大创举，是将一支完整的交响乐团引入到曲艺的表演现场。在指挥家的执棒下，交响乐的磅礴气势与传统曲艺的灵动婉转形成化学反应。
交响乐以其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配器，为伊莎白跨越世纪的传奇人生铺陈出史诗般的背景，渲染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与历史的厚重感。在关键的情感节点，交响乐的旋律能极大地放大人物的内心波澜，实现传统曲艺乐器难以企及的情感浓度与冲击力。
作品并非简单地让交响乐为曲艺伴奏，而是在两者之间构建了一种对话关系。时而交响乐为主，曲艺为辅；时而曲艺说唱与乐队的某个声部形成复调；时而两者激烈碰撞，时而又和谐交融。这种复杂的音乐织体，丰富了听觉体验，也使音的层次感与画的意境营造，达到了新高度。
三是讲述者与串场的戏剧功能。
为了将多元的曲艺片段和宏大的交响叙事串联起来，《伊莎白》设置了讲述者和串场角色。
资深媒体人杨澜担任讲述者，她的角色类似戏剧中的旁白或希腊戏剧中的歌队，以冷静、客观而充满温情的视角，为观众提供历史背景，引导叙事走向，并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诗意解读。杨澜的台风沉稳知性，她的讲述为整部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结构框架和情感基调。
同时，相声演员李丁的串场，则起到调节节奏、转换场景的作用。表演轻松幽默，在宏大而厚重的叙事间隙，为观众提供喘息的空间，起到类似戏剧中丑角的功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也使整部作品的节奏张弛有度，避免从头至尾的严肃压抑。
这种戏剧化结构元素的引入，是《伊莎白》超越传统曲艺音乐会的重要标志。
舞台呈现的科技赋能：虚实相生的多维时空
在视觉呈现上，《伊莎白》充分拥抱当代剧场的最新科技成果，通过多媒体、投影映射乃至人工智能（AI）技术的综合运用，为观众打造了一个虚实相生、层次丰富的多维时空，诠释了音诗画中画的意象。
一是多层次舞台空间的建构与视觉逻辑。
《伊莎白》的舞台设计，将整个空间解构为多个功能区：前方是曲艺演唱区，后方是交响乐队伴奏区，侧方设有主持人（讲述者）阅读区，视觉的核心则在后方的大屏幕影像区和前方的纱幕影像区。
这种多层次的空间布局，实现了多种艺术形式的同台共存与视觉上的和谐统一。大屏幕与纱幕之间形成的透视关系，创造出准三维的纵深感。大屏幕主要用于播放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和宏大的背景画面，赋予演出以纪实性与史诗感；前方的纱幕更多用于呈现写意、抒情的视觉元素，如流动的线条、抽象的色彩、诗意的蒙太奇，与演员的表演直接互动，营造出梦幻般的舞台效果。演员在纱幕前后穿行，仿佛在历史与现实、记忆与想象之间游走。
这种视觉设计，增强了演出的沉浸感和艺术感染力。
二是多媒体与投影技术的沉浸式体验。
在作品中，现代声光电和影像技术的运用纯熟。投影映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舞台的各个表面，不仅仅是屏幕。通过数字地图和多台投影仪的协同工作，舞台布景可以瞬间变换，从四川的田野到延安的窑洞，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时空转换流畅自如。
这种技术不仅解决了传统舞台换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了一种叙事语言。流动的影像与演员的表演、音乐的情绪融为一体，共同构成流动的画卷，使观众身临其境，沉浸在伊莎白经历的百年风云中。
综上所述，大型原创曲艺音诗画《伊莎白》，承载了宏大的时代主题，将10余种传统曲艺、宏伟的交响乐、戏剧化的叙事结构以及尖端的舞台科技熔于一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富有强大表现力和时代气息的曲艺音诗画综合艺术形态，为中国曲艺乃至整个传统表演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想象空间。
作者简介
卢玉林，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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