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宇
从《三国志》的史料记载到《三国演义》的浓墨重彩，再到传统戏曲中的舞台形象，诸葛亮逐渐被褪去凡人的烟火气，变为近乎完美的“神”。话剧《诸葛还想出祁山》以后现代的笔触，打破这种固化的叙事传统。
该剧将成都方言、现代热词与巴蜀喜剧基因融入历史语境，在解构与重构中让“千古贤相”回归人性本真，既保留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当代质感，为历史题材戏剧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范式，具有探索价值。
方言语境，回归人性
后现代戏剧试图打破高雅与通俗的界限，以解构权威的姿态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诸葛还想出祁山》运用成都方言的婉转特质，实现了喜剧消解。成都话自带软糯婉转的语调，少了文言的庄重感，多了市井的亲切感，这种方言特性与巴蜀喜剧“调笑”理论形成契合。调笑并非恶意调侃，而是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解构严肃，在戏谑中实现情感共鸣。“调笑是民众对权威的柔性解构，在笑声中完成心理距离的消融。”
剧中诸葛亮的独白与对话大量融入成都方言，如抱怨北伐归来“刚回来就遭喊回来加班喽，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呀”，与黄月英拌嘴时说“夫人熬的鸡汤闻起来硬是香得很喽”，思念五虎上将时直白倾诉“我想你们喽，你们也不晓得来看下我”。这些方言表达褪去了传统戏剧中诸葛亮的威严肃穆，将其塑造成一个有抱怨、有温情、有幽默感的普通人。
同时，剧本在方言语境中植入现代词汇，让诸葛亮讨论“刘氏集团怎么才能做大做强”，让小宦官抱怨“不发加班费，你还没办法告他”，这种时空错位的幽默，既让观众捧腹，又让观众不再仰望蜀汉贤相。观众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一个为理想奔波、为现实烦恼的身边人，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认知回归。
打破标签，拉近距离
英国文学批评家福斯特的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的理论提到，扁形人物只有单一性格，人物塑造不够立体；圆形人物具备复杂多面的性格特质，更贴近现实中的人性。
传统戏剧中的诸葛亮，多是智慧、忠诚的扁形符号。话剧《诸葛还想出祁山》以圆形塑造打破标签，让诸葛亮的形象立体鲜活，这种塑造并非对其贤相身份的贬低，而是让其精神内核在复杂人性中更可信。
剧中诸葛亮怕老婆的片段堪称创新之笔，增加了诸葛亮的人情味。黄月英抢走他的公务材料逼他喝鸡汤，他虽身为丞相，只能无奈妥协。两人用川话拌嘴，黄月英喊“你给我过来”，他一边往后退一边求饶，全然没有朝堂上的威严。这一情节并非刻意丑化，而是通过夫妻间打闹互动，展现诸葛亮作为丈夫的温情与亲切。
此外，为争取北伐经费，诸葛亮与乡绅代表的周旋凸显出狡黠的性格。他先是许诺办理营业执照、通关文书，再抛出陇西马场特许经营权、皇企董事长的诱饵，甚至以“三军将士的血水”施压，最终促成赞助。这种略带功利性的谈判，打破了诸葛亮不食人间烟火的僵化印象，展现了他为实现理想而采取的机智策略。
这些复杂特质的注入，让诸葛亮摆脱完美贤相的标签束缚。他既有鞠躬尽瘁的家国情怀，也有怕老婆的生活温情；既有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也有争取资源的现实狡黠。正如福斯特所言，圆形人物“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使人感到意外”。诸葛亮的这些不完美，恰恰让他从舞台符号转变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追求，因扎根于真实人性而更具感染力。
外化心理，营造意境
地方戏元素的融入，成为该剧塑造人物、渲染意境的点睛之笔。川剧的念白、唱腔与谐剧跳进跳出的手法，不仅丰富了舞台表达形式，更成为诸葛亮心理外化的载体，诠释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寂与坚守，印证了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间离效果与情感共鸣统一”的创作理念。
地方戏的程式化表演既拉开了叙事距离，又通过情感聚焦深化了内心活动。刘备以川剧戏曲装扮登场，念白“只待一朝春雷动，敢笑孙曹不英雄”，唱腔“风雷鼓鼓天地震，英雄志在扭乾坤”，川剧高亢苍凉的曲调与古朴的唱词，将先帝的形象定格为诸葛亮心中的精神图腾。
这种戏曲化的呈现并非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将诸葛亮对先帝的思念、对理想的执着，外化为具象的舞台意象。每当诸葛亮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时，戏曲形态的刘备便会出现，这种超现实的对话，既外化了他内心的挣扎，也凸显了在朝堂孤立、众臣反对的处境下，无人理解的孤寂之感。
同时，剧中融入谐剧“一人多角”的传统特色，同一演员既饰演反对北伐的李严，又饰演支持北伐的李丰，还以“十八线演员”的身份跳出剧情，调侃“剧组经费有限，请不起演员了”。这种跳进跳出的表演，既延续了谐剧的幽默特质，又通过李严与李丰的身份对立，隐喻诸葛亮内心的矛盾。
李严代表的现实困境与李丰代表的理想坚守，实则是诸葛亮内心的自我博弈。演员在不同角色间的快速切换，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束缚，让诸葛亮的孤寂感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而是扩展为理想与现实、统一与安居的时代困境。
地方戏元素的赋能让人物心理的呈现更具层次感，也让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求在孤寂的意境中更显悲壮与感人。
话剧《诸葛还想出祁山》的川味重塑虽具有创新性，但仍存在些许瑕疵。部分现代元素的植入略显生硬，如“女团”“文旅演出”等词汇虽具喜剧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语境的沉浸感。结尾部分对诸葛亮内心挣扎的呈现稍显仓促，未能充分挖掘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层矛盾。
瑕不掩瑜，该剧的成功之处仍值得借鉴。首先，以方言实现喜剧消解，让历史人物回归人性本真；其次，圆形塑造打破标签化叙事，赋予诸葛亮复杂多面的生活质感；最后，川剧与谐剧的地方戏元素外化人物心理，渲染孤寂意境。
这部作品采用后现代的解构逻辑激活了历史题材的当代表达，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内核，又融入地域文化的魅力，为历史人物的舞台重塑提供了经验，也为历史戏剧的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作者简介
刘长宇，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在读博士，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戏剧创作专家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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