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隆冬至 迎风踏雪归 节气
□聂 难
“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古籍中的记载，精准勾勒出冬至的天文本质。在古代中国，这个昼夜更迭的自然节点，早已超越节气本身，被冠以“亚岁”“冬节”之名，成为集祭天祀祖、朝贺宴饮、人情往来于一体的重要节庆，享有“冬至大如年”的崇高地位，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徐徐铺展。
冬至的文化根基，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奠定。《周礼·春官》记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彼时帝王会于冬至举行盛大郊祀，祭祀天神与列祖列宗，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一礼仪蕴含着古人对阴阳转化的认知——冬至阴气极盛而阳气萌生，被视作万物复苏的起点，祭祀便是对自然节律的敬畏。至汉代，冬至规格显著提升，《后汉书·礼仪志》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朝廷放假休政，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朝贺，百官身着朝服庆贺；民间则“各以家次造谒邻里，相颂贺”，自上而下形成热闹的节庆氛围。
魏晋南北朝时，冬至“年节”意味愈发浓厚。东汉《四民月令》记载：“冬至之日，进酒肴，贺谒君师耆老，如正旦。”清晰展现了冬至人们备办酒肴拜见尊长、与亲友庆贺，热闹不输新年。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亦云：“冬至日，量日影，作赤豆粥以禳疫。”民间形成独特饮食习俗，赤豆粥既寄驱邪避疫之愿，也添了烟火气。同时，冬至成为文人雅集的契机，他们赏雪、赋诗、品茗，将节气之美与人文情怀相融，为冬至文化注入清雅之风。
唐宋两代，冬至节庆文化达至鼎盛。唐代《唐六典》规定，冬至放假七日，与元正（春节）、寒食并列为三大长假，足见其重要性。朝廷举办隆重的朝贺大典，唐玄宗《冬至宴百僚》中“至节启贞元，鸿恩被普天”的诗句，便是当时盛况的写照。民间盛行“拜冬”之礼，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人们无论贫富，皆换新衣、祀先祖、贺亲友，街巷人声鼎沸。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冬至“享先则以馄饨”，馄饨形如偃月，寓意阴阳合和，成为当时冬至标志性美食。
明清以降，冬至礼仪虽有演变，但“大如年”的地位依旧稳固。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九九消寒图”应运而生，人们以染梅、填字计数寒日，寄托对春的期盼。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云：“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民间不为节，但食馄饨而已。”朝廷祭祀与民间饮食并行，“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谚语在那时广为流传。
纵观古代冬至节的演变，其文化内涵始终围绕“敬天、祀祖、团圆、祈福”展开。从先秦郊祀到明清拜冬，从帝王朝贺到文人雅集，冬至不仅是自然节气，更是维系社会秩序、传承伦理、凝聚情感的载体。《汉书》有言：“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其蕴含的阴阳相生哲学与祥和期盼，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
如今，古代冬至的部分礼仪虽已淡出，但“冬至大如年”的观念仍深入人心，吃汤圆、饺子等习俗延续至今。史料中的记载、千年谚语、温润民俗，共同构筑了冬至的深厚底蕴。它提醒我们，传统节日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感，是文化传承的纽带。在这个白昼最短的日子里，我们品尝时令美食、思念亲友，实则是在延续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感受中华文明历经岁月沉淀的温度与厚度。
编辑：张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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