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雄踞于甘肃省与青海省之间，是一条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与宽谷组成的巨大山系。它东起乌鞘岭的松山，西到当金山口，北抵河西走廊，南倚柴达木盆地，不仅是我国地势第一与第二级阶梯的分界线，也构成了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天然划分。
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祁连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连接中原、北方草原、西域绿洲和青藏高原四大区域的重要地区。在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通过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经济的互补与发展，孕育了多元繁荣的文化形态。巍巍祁连，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恢宏进程。
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廊道
祁连山脉不仅是一道自然地理屏障，更是一条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民族迁徙通道与文化走廊。祁连山丰富的冰川资源，滋养着周边的畜牧业和绿洲农业，促成了河西走廊千百年来的农牧交错与互动。祁连山南北两侧的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穿越祁连山的很多山地垭口也成为交通要道，以及历朝历代军事防守要塞。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哈溪镇祁连山东麓雪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郎兵兵摄
作为一个庞大的山系，祁连山脉之间的高海拔谷地间形成了贯穿山谷的众多古道。大量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古道在历史上连接中原与西域、青藏高原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海道，早期称羌中道，大致路线为：从今青海民和古鄯驿经西宁、日月山进入柴达木盆地东缘，再由天峻、希里沟、都兰寺折向新疆若善往西直抵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通道。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丝绸之路北、中道因战争而中断，吐谷浑部建立政权，统领西北的羌、氐等部落，其所辖属地西与西域诸国接壤，北与河西走廊相连，成为西北地区沟通各方的纽带。处于吐谷浑管辖之下的青海道一度代替了河西走廊，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这一时期，此道也被称为“吐谷浑道”。因此，青海道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多元文化交融特色，昆仑文化、古羌文化、河湟文化、吐谷浑文化等区域性文化在这里不断发展繁荣。
大斗拔谷古道是穿梭于祁连山脉的另一条重要线路，以险峻著称。其大致路线为：从今甘肃兰州出发，沿狭长的湟水谷地西行，经青海西宁后沿北川河北上，翻越达坂山后进入青海门源；继而西行，翻越托来山的景阳岭垭口到达峨堡镇，转向北上，经祁连山垭口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最后连接河西走廊。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选择了这条迂回而艰险的路线。他们从长安出发，到达兰州后渡过黄河。当时的河西走廊属于匈奴控制的区域，为避开匈奴，张骞一行穿越湟水谷地，从扁都口翻越祁连山进入张掖。
最负盛名的还是河西走廊。这条自武威入、从敦煌出的千里长廊，地处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脉和阿拉善高原之间，是一条呈北西—南东走向的狭长地带，并因位于黄河以西、形如走廊而得名。河西走廊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最宽处近200公里，最狭窄处只有数公里。河西走廊因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而闻名天下，见证过祁连山雪水消融的沧海桑田与丝路繁华，成为跨越历史的文明交融永恒驿站。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遣霍去病两征河西，迫使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率部归汉，之后河西被纳入汉朝管辖范围。汉武帝在此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被打通。
这些古道共同构成了以祁连山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成为千百年来各民族迁徙以及文化交流的通道。如今的G30连霍高速、G312国道、G277国道以及兰新高铁等线路，都是沿着扁都口及河西走廊一带布局。特别是兰新高铁的建设，将甘肃、青海乃至青藏高原纳入到国家高铁主干网络，显著提升了区域交通能力，带动了青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从未中断的人口流动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祁连山地区始终是多民族交往、迁徙与融合的舞台。月氏、乌孙、匈奴、氐、羌、汉、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吐蕃、回鹘、突厥、粟特、党项、蒙古等都曾在此活动，创造了多元共生的社会格局。
▲在甘肃省岷县二郎山上，“花儿”歌手与萨克斯爱好者对唱交流。新华社记者陈斌 摄
先秦至西汉前期，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乌孙、月氏等举族迁出，相继进入伊犁河流域以及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加强了河西与西域的交流互动。秦末汉初之际，匈奴成为这里的主要族群。汉武帝时期设立“河西四郡”，推行屯田戍边，大量中原人口移入河西地区。这一时期，出现了农牧交错杂居的局面，人口与经济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也自此贯通，成为连接东西的重要通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羌、鲜卑等族群开始大量迁入河西走廊，其中鲜卑的迁徙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祁连山地区先后归北凉、北魏、吐蕃、回鹘、西夏等政权所管辖。这一时期，人口流动频繁，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广泛而深入。河西儒学和佛教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上的融通。张掖高台、嘉峪关、敦煌等地博物馆珍藏的魏晋壁画砖上，绘有穿着汉服的人物居住毡帐、欣赏胡乐的场景，正是当时民族文化互渗的真实写照。
▲甘肃省高台县魏晋壁画的击鼓图。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隋唐时期，吐谷浑、突厥、回鹘、吐蕃等族群活跃于祁连山周边。隋代，盘踞河西一带的吐谷浑势力渐强，时常侵扰隋朝西部边境。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发动西征，重新打通和掌控丝绸之路。同年六月，隋炀帝西巡张掖，在焉支山下大会高昌王鞠博雅、伊吾土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王公使臣，召开集商贸、文化、外交为一体的“万国博览会”。唐代，吐蕃占据整个青海地区，唐朝通过和亲等方式与吐蕃保持政治联系。甘州回鹘政权崛起，接受唐朝册封，保持朝贡、和亲的甥舅关系。
北宋时期，河西走廊依旧处于回鹘与吐蕃势力之下。到了元代，人口流动主要是以屯田驻军为目的迁入的汉族和蒙古族移民。值得一提的是，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与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举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和谈，后世称为“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奠定了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基础。
明朝建立后，西北设“关西七卫”（嘉峪关以西称“关西”），并迁移大量汉族军民移民实边。清代则延续了之前对于河西走廊军事化的管理，清政府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期间，河西走廊又成为清朝与准噶尔部战争的大后方和“军需总汇”的主要基地。
在近代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祁连山地区的各族人民更是紧密团结，生死相依。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各族群众曾在抗美援朝时期踊跃捐款，捐献了名为“天祝号”的战斗机，展现了浓烈的爱国情怀与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数千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淀的必然结果。
共创共享的文化遗产
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祁连山地区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留下了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武威古灵钧台、武威鸠摩罗什塔、西宁虎丘等众多文化遗产。
石窟艺术与壁画是祁连山地区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立体画卷。洞窟壁画中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汉等各民族的供养人并列，画中的金银器物、织物纹样等也明显融合了中原与西域以及波斯等地的工艺特征。琵琶、箜篌等西域乐器在壁画中多次出现。其中，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嫁娶图”，不仅展现了吐蕃男子与汉族女子的婚礼场景，青庐、鞍马、屏风等道具布置更展现了胡汉文化交融。敦煌壁画的图像叙事，直观体现出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生活、文化艺术上的深度互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历史见证。
▲位于甘肃瓜州县的榆林窟（2025年10月31日摄，无人机照片）。图源：新华社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生生不息。在甘青两地的藏、蒙古、土、撒拉、裕固等民族中，史诗《格萨（斯）尔》广为流传。《格萨（斯）尔》是多民族文化在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中形成的文化瑰宝，并在世代民间传唱中不断丰富。其中，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
“花儿”是甘青地区又一个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符号，广泛传唱于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蒙古等民族中，是承载集体记忆、见证多民族共生历史的“声音活化石”。西北地区特色的音乐曲调是“花儿”的源头，汉语河州方言是“花儿”演唱的主要语言形式，唱词中同时融入了不少少数民族语言词汇。
时至今日，这一文化传统以活态传承形式得以延续。每年在甘青等地，有上百场“花儿会”，吸引着数万至数十万各族群众参与，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文化节日。
各民族传统节日的形式与内涵与时俱进，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生。祭鄂博原本是肃南裕固、蒙古等民族祭祀原始宗教山神、财神的重要仪式，经过创新传承和发展，如今已演变为促进各族群众情感交流、推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综合性社会文化载体。
祁连山不仅是一条地理纽带，更是一部无言的史册。它见证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见证了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凝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辉煌历程。祁连山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所蕴含的强大凝聚力与生命力，提供了一个深刻而鲜活的典范，是中华文明宏大史诗坚实的地理注脚。
【作者简介：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瀚丹，河西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号17ZDA155）阶段性成果。】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周芳 海宁
制作 | 胡晓蝶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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