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电视剧《阵地》引发广泛关注。该剧以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展现了文艺作为抗战“阵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正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重温该剧所讲述的“文化抗战”历史，对于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史为鉴、把握方向，观照现实题材、弘扬时代精神，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策划“艺见”专题（点击查看），特邀文艺评论家撰写系列评论文章，对其思想内涵进行深刻解读，以飨读者。
笔底烽火照山河
——一名文化从业者眼中的《阵地》
田水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编剧，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
近日，电视剧《阵地》热播，将镜头对准夏衍、郭沫若、田汉等文化先驱，他们以报刊、舞台为阵地，向世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彰显了文化战线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责任与担当。荧屏里《救亡日报》的油墨香穿越时空，与办公楼里的书香交融，作为一名新时代文化从业者，我仿佛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触摸到先贤们滚烫的脉搏，读懂了“阵地”二字沉甸甸的分量。
铸造文化抗战的精神坐标
在抗战文艺创作中，《阵地》的选材别开生面，摆脱了抗战题材创作的窠臼，弥补了叙事中“文化失语”的空白，让“文化抗战”由抽象变得具体。剧中的文化大家在山河破碎之际，将纸笔化作武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战”运动。李克农、夏衍等为复刊《救亡日报》奔走的身影令人动容；焦菊隐、欧阳予倩等为了排演话剧《一年间》从各执己见到通力合作亦颇具深意。寥寥几场戏将文化人的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呈现那一代文人的凡心与风骨，让“文化抗战”的理念化作生动故事，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部剧告诉我们，文化人面对的不只是笔墨纸砚，还有炮火硝烟。剧中用较大篇幅描写王鲁彦从“书斋文人”到“战地作家”的转变，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文化人也必须走出象牙塔，以笔为剑，奔赴战场。剧中人物任素宁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泣血执笔，用纪实文字唤醒沉睡的民众。创作者精心呈现的一幕幕故事告诉观众，军人有军人的战场，文化人有文化人的阵地。国土沦陷之际，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宣传工具”，它同样是尖兵利刃。《阵地》蕴含的这些深刻思想，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实现抗战叙事的艺术突破
作为一部抗战题材剧集，《阵地》在艺术表达上别具一格，实现了思想表达与艺术感染的有机统一，为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首先，它跳出历史剧“编年体”式的叙事套路，以人物关系串联历史碎片，让郭沫若、夏衍、田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走出，成为可感、可信、可敬的人。其次，它规避了刻板说教，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台词，架起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剧中历史影像与剧情画面的交织、文献摘录与人物独白的融合，构建起虚实相生的审美空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炮火纷飞、热血奔涌的年代。
该剧还运用了“意象隐喻”“托物言志”等中华美学传统表现手法，提升了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笔”与“火”的意象、钢笔在稿纸上划过的特写等给观众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剧场里熄灭又重新点燃的灯火，油墨从浅淡到浓黑的变化，暗喻着先贤们坚持文化抗战的意志愈发坚定。创作者的巧思如春风化雨，让剧集的艺术呈现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也让“文化阵地”的内涵更加丰富和立体。
此外，电视剧《阵地》在光影视觉上也匠心独运，呈现了文化抗战的历史质感。摄影师将桂林象鼻山等山水风景融入剧情，以无台词镜头串联《救亡日报》从撰稿到传播的全过程，直观展现了“以笔为枪”的力量。该剧的美术设计也对史料进行充分考证，服化道几乎再现上世纪40年代风貌，贴近时代背景。还有编辑部里的油灯和泛黄校样纸、茶社里的桌椅与价目单等让观众有了沉浸式的观剧体验。
感悟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阵地》于我而言，不仅是历史的回望，更是精神的洗礼。那些文化先贤的身影，他们手中的笔、案头的书，眉宇间的坚毅，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这部作品让我深刻领悟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我们同样面临着艰巨挑战，需要坚守“阵地”，立足本职岗位，履行文化使命与担当。虽不必像剧中先贤那般冒着炮火硝烟，但也不能躲进书斋，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精进专业、淬炼思想，才有能力守住阵地，筑牢时代的文化长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接过《阵地》传来的火炬，以文化先贤为楷模，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勇于探索新的文化表达形式，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让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上绽放独特魅力。这既是对先贤们最好的告慰，也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10月31日第6版。
《阵地》：凸显文化抗战与精神坚守的力量
赵卫防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近日，文化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受到广泛关注，该剧在选材和艺术表现层面独辟蹊径，以抗战时期的桂林为叙事空间，全景式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精英们开展的文化抗战运动，凭借深度而多元的艺术表现，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中，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抗战的力量，展现中国人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理想的坚守，是该剧思想性的主要体现。
在众多抗战题材影视剧中，军事抗战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主体往往是作品表现的重点。这类作品展现军事抗战的力量，呈现较强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然而全民族抗战中的文化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抗战，在中国抗战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篇章，产生的磅礴力量应当被后人铭记。《阵地》正是让当下的观众感受到了这种澎湃之力。
该剧从多方面展现了文化抗战的强劲力量。首先，以《救亡日报》的创办及影响凸显文化抗战的力量。剧情展开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便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并任命夏衍为主编、郭沫若为社长。这样的精英组合让观众初步感受到文化抗战的力量。淞沪会战爆发后，为维持报纸生存，董事会倾向于将办报方针转向文艺，但郭沫若坚持将抗日救亡作为办报宗旨。此后，《救亡日报》进一步打破圈层壁垒，构建起包容性的文化场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救亡日报》最终凝聚起澎湃的力量：剧中数据显示，该报1938年在桂林的发行量达3万份，相当于每10个桂林人中就有一人阅读，文化抗战的感染力由此具象化，其力量亦直击观众心扉。
其次，该剧通过塑造众多文化精英的形象并呈现其救亡运动来彰显文化抗战的力量。除郭沫若和夏衍外，《阵地》还细腻刻画了田汉、巴金、柳亚子等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这些人物形象饱满立体，抗战行动丰富多元，既有夏衍、田汉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运筹帷幄，又有徐悲鸿、焦菊隐等文化精英的才华展现，共同绘就了鲜活的群像。他们团结在《救亡日报》和新中国剧社周围，借助文学、戏剧、新闻等形式，推出众多影响广泛的作品，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如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多次演唱，夏衍的《一年间》等话剧成功上演，欧阳予倩改革桂剧《梁红玉》等，都成为感染观众的文化场景，点燃了危难时刻普通民众的血性，奏响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时代强音。
《阵地》在凸显文化抗战力量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坚守精神家园的重大意义。斗争的成败同样取决于精神层面的强弱，民族精神及其所铸就的坚强意志，是一个民族抵御外侮、自强自立的根本。中华民族在每一次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最为突出的都是精神和意志层面的抗争。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国人在精神和意志上的坚守尤显珍贵。本剧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思想财富，展现了夏衍、郭沫若等文化战士在抗战中坚守精神家园的传奇历程。
剧中的多元文化抗战，如办报、演出、办展等都在营造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这种力量持续鼓舞民众，使他们在抗战中屹立不倒。比如剧中呈现了郭沫若创作话剧《屈原》的过程，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郭沫若将对国家的忧思与对侵略者的愤慨尽数融入，让屈原这一历史人物的气节成为唤醒民众的精神火种。这种体现文化守护精神的信念，在剧中被传递得淋漓尽致，凸显出文化战士对精神阵地的执着坚守。
总之，《阵地》生动描绘了中国文化战士以报纸、舞台和展厅为阵地，展开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激烈抗战，他们以文章唤起救亡意识，以深邃思想启发民智，以戏剧凝聚起亿万民众之心，取得了不逊于军事战场的成效；也让观众感受到，文化同样具有战斗力，是一种直击人心、影响战局的特殊武器，更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
放眼新时代，《阵地》呈现的“文化抗战”具有更为深远的启示意义，新征程在历史智慧的照耀下更显光明。80多年前的文化抗战救亡运动，不仅是鼓舞民众、坚守精神和意志的成功实践，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精神自强的集中体现。从“文化抗战”到文化自信，是《阵地》给予中国人的深刻启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思想文化的阵地不容丢失，民族复兴伟业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兴盛！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10月31日第6版。
文化抗战的影像之光
——评电视剧《阵地》
张斌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
电视剧《阵地》以“在战场之外讲战争”的新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界开展的“没有硝烟”的精神抗争。该剧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迁往桂林为起点，系统描绘了1938年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多文艺界人士通过报纸、舞台、画作、音乐和教育等方式激发民族意志、传递抗战必胜信念的历程。
以笔为枪：风起云涌的文化战场
“拿起你们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阵地》在真实历史基础上进行适度艺术加工，以重点历史事件为节点，既勾勒出战时局势的错综复杂与危机四伏，也呈现出这一背景下文化阵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维系着脆弱的“政治平衡”，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汪精卫投降势力暗流涌动；日本“笔部队”在文化领域大肆侵略。文化界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抗争成为重要战线。《阵地》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史实为主线，串联起郭沫若、夏衍、田汉、徐悲鸿、丰子恺、陶行知、巴金、张曙等一批文化名人，同时虚构了任素宁、韩大勇两位一文一武、并肩成长的青年形象。虚实两条叙事线交织，既展现了文化巨擘的时代重任，也映照出普罗大众的成长轨迹。
《阵地》将文化抗战运动与正面战场和隐蔽战线交织并陈。镜头一面深入前线，展示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时局变幻，另一面记录李克农、谢和赓、杨东莼等人斡旋于桂系地盘、联络员安娥多次前往上海秘密接应的地下活动。统一战线为文化工作的开展争取了条件，隐蔽战线为进一步夯实文化阵地提供了保障。
文以载道：家国情怀的文化战士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我们负着历史使命的文化界，要站在民众的面前，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复杂的文化战场需要能够扛起救亡大旗的战士，《阵地》汇集了抗战期间百余位文人志士，在和而不同中凝聚共识，刻画出他们以文载道、以艺铸魂的家国担当。
面对民族危亡，这群文艺工作者完成从“文人”到“战士”的转变。他们以笔为戎，将个人与民族命运同构，成为民族精神的召唤者、凝聚者和记录者。新闻舆论上，《救亡日报》在轰炸废墟中一次次复刊，成为不倒的精神旗帜；戏剧舞台上，《一年间》《屈原》等剧目轮番上演，以“场场爆满”的声势振奋人心；炮火前线处，臧克家在战壕里笔耕不辍，为牺牲者留下血泪见证。《阵地》揭示了文化、精神支撑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这些文艺工作者用文艺为民族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此种精神阵地的构筑，是延续中华文明根脉的自觉。抗战是为民族存亡而战，也是为文化身份而战。战乱摧残教育，陶行知便在七星岩洞中办学，播撒抗战教育火种。教育之外，对本土文化的改革与发扬亦是阵地建设重点。马君武、欧阳予倩改革桂剧，推出《梁红玉》让本土剧种重焕生机；秦似开办杂文刊物《野草》，发扬民间文学魅力。这种在绝境中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革新，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力见证。
在统一战线引领下，《阵地》不仅展现了我党文化骨干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也刻画了大批民主爱国人士的挺身而出，群像式描摹生动诠释了文化人“殊途同归、共赴国难”的时代使命。
扎根现实：凝心聚力的文化策略
“只有文化上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阵地》不仅记录了文艺工作者的奋斗图景，更呈现了文化阵地建设的实践路径。首先，文艺作品必须回答“为何而作”，唯有贴近现实、扎根群众才能以情动人。王鲁彦在巴金、夏衍开导下从“书斋梦”中惊醒，深入底层现实寻找写作思路，说明文艺不是象牙塔内的自我抒情，而是必须与时代同构。
在这种创作思潮引领下，一批与抗战密切相关的音乐、话剧、电影、绘画形成立体救亡叙事。在战火中，作品传播更是“舆论战”，谁的声音先传出去，谁的立场就先被听见。当日本“笔部队”试图利诱秦瑜拍摄电影进行文化侵略时，安娥等人冒险将其解救回桂林排演《一年间》，实现文化反击；当温江枫之流“文艺与抗战无关”和投降论调泛起时，夏衍等人立刻组织会议撰文驳斥，捍卫思想高地。
《阵地》所再现的文化抗战历史、塑造的知识分子群像及凝聚的文艺抗战策略，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为当下文化阵地建设提供了启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唯有赓续前辈风骨，扎根现实土壤，以精品力作回应人民与时代的呼唤，才能为激荡时代筑牢精神根基。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10月3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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