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富匀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正值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党内亟须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局限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其精辟论述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总规律的核心环节，便是认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次飞跃”，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里程碑，旨在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

揭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总规律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其核心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认识过程中“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实践论》明确指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即“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第一次飞跃是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即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获得大量、丰富然而却是片面的、表面的感性材料，如感觉、印象等；经过头脑的加工制作，“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产生概念、判断和推理，从而上升为反映事物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的理性认识——这一飞跃的关键在于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

第二次飞跃则是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即将第一阶段获得的理性认识如理论、政策、计划和办法等运用于新的实践，能动地指导改造世界的活动，并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使之得以修正、补充和发展。比起前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更大，因为只有通过实践，认识才能证明其正确性、实现其改造世界的目的，并开启新的认识循环。

“两次飞跃”深刻揭示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总规律，科学解决了认识的发生、发展和归宿问题。

构筑《实践论》宏伟大厦的基石

“两次飞跃”理论绝非孤立的观点，而是贯穿《实践论》全篇、支撑其宏伟大厦的核心支柱与逻辑枢纽。《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石，旨在彻底批判旧唯物论的直观性和唯心论的抽象性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其核心任务即在于科学阐明认识如何能动地发生、发展并最终服务于革命实践。“两次飞跃”正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钥匙，并决定了全篇的结构布局：前半部分着重论述第一次飞跃的必要性、过程及条件，深刻剖析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后半部分则集中论证第二次飞跃的决定性意义、条件及其对真理的检验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并深入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割裂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实质。也就是说，《实践论》的论证逻辑就是围绕着“两次飞跃”如何发生、何以可能、为何重要而层层展开的。

“两次飞跃”的主要意义与价值体现为：第一，它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中国化。第二，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实践第一”观点的最集中体现，确立了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发展动力、检验标准和最终目的。第三，它展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精髓，既坚持了认识的客观来源，又突出了主体的能动作用。第四，它解决了认识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这种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因此，在《实践论》的理论体系中，“两次飞跃”理论构成了其核心架构，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又是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发展，既批判了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又反对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确立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认识路线，成为理解《实践论》思想精髓、把握其哲学革命性贡献的关键钥匙。

阐明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成长路径

“两次飞跃”理论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真理光芒，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它为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提供了哲学基础，阐明了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成长路径。

它深刻昭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第一次飞跃为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要求既重视收集第一手材料，又注重通过思维加工形成规律性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掌握尽可能丰富而非零碎不全且合乎实际而非想象错觉的感性材料，这在新形势下就是要求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精准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确保各项决策建立在坚实的客观基础之上，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为科学决策提供源头活水。

它突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生命线，实践转化是关键环节。第二次飞跃的伟大意义要求我们绝不能将科学理论束之高阁，必须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工作部署和群众自觉行动。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提升把想法变办法、把蓝图变实景的能力，强化政策落实的闭环管理，在实践中检验和不断完善理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它科学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规律，是永续创新的哲学依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提醒我们，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任何认识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勇气，在应对风险挑战、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推动理论创新。基于此，我们应不断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让“两次飞跃”的辩证逻辑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大的实践伟力。

（作者系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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