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重要议题。安邦智库（ANBOUND）注意到，与“十三五”和“十四五”前定调政治局会议通稿不同，此次通稿首次明确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中央特别强调深化对经济规律的理解，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调整为首要议题。这一调整，显示出基于经济规律、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的规划思路，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定下方向。
作为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规划，“十五五”承载着破解发展难题、培育新动能的历史使命。实际上，中央多次提到的“五个必须统筹”，为“十五五”规划编制提供指引，其中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被置于首位，显示中央重视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力量的核心逻辑。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反复证明，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而“十五五”规划的科学性，恰恰在于实现“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统一。
不过，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深刻反映市场与政府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结构性矛盾。从内部来看，供需失衡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痛点。供给侧层面，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产能尚未出清干净，而光伏、新能源车这样的新兴领域，又出现“内卷式”低价竞争，利润薄还拉低质量。同时，很多企业“大而不强”，而真正的未来产业规模又没起来。更为棘手的是，政策层面存在十个“向前走”的政策，也难以抵消一个“向后退”政策的现象，部门政策相互打架，无法形成合力。地方保护、市场门槛和政策执行的忽松忽紧（比如环保标准），反而助推了无效产能扩张，形成“越调控越过剩”的问题，本质上是市场与政府边界模糊了。需求侧则更显乏力，一方面是家庭因高房贷、教育医疗负担不敢花钱，储蓄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制造业利润下滑、民企观望、地方政府因土地收入锐减，被迫压缩基建。
从外部看，中国经济还面临全球价值链“短链化”和“去中国化”的挤压。美国推动产业回流和“友岸外包”，直接冲击我国外贸和产业链布局。同时，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让企业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大增，而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又倒逼中国必须加速突破“卡脖子”技术，否则产业升级可能被“锁喉”。这些外压叠加内需疲软，更凸显出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紧迫性。
在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先生看来，要破局，关键在于让市场回归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地位。因此，“十五五”必须直面现实，即房地产拖累内需、民企信心不足、消费刺激后继乏力等问题。同时，政府转型要“见行动”，尽量不做地方保护下的低效投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而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首要前提是“底盘稳健”，即下决心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直白来说，让市场发力，前提是政府先松绑、补位、兜住风险，否则“有效市场”只是空中楼阁。
当然，强调市场作用绝非否定政府效能。有为政府的核心，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尤其在基础研究、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市场动力不足的领域精准发力。比如算力基础设施、重大科研装置等新型公共品投入，需要由政府主导布局。而针对民生短板，则需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来释放消费潜力。去年，中央针对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务风险等难题，推出的政策“组合拳”，正是政府逆周期调节功能的有益实践。但需要警惕的是，政府干预必须恪守法治边界，尤其应反思并回收那些激进的、直接影响经营意愿的劳动法规、社保规定等行业限制政策，如果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微观定价或准入许可，反而会挤压企业生存空间，削弱市场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课题，而培育新质生产力，更需要依托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一方面，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离不开政府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技术路线选择和产业化落地必须由市场主体主导。今年上半年，国内国产大模型数量超200个，全国智算中心中标项目超390个，这些是市场响应政策导向、自主创新的成果。
“十五五”期间，需要延续“先立后破”思路，即政府通过开放应用场景、提供试错空间降低创新风险，而市场则在竞争中完成新旧动能转换，避免“一刀切”，使得淘汰传统产业导致就业和增长断层。
实际上，“十五五”规划落地的效果，还取决于能否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当前，民营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60%以上的GDP，但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陈功认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本质上是同一个整体，民营经济始终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没有改变。因为无论民营经济做得多大，最终它都处在中国的社会和法律体系中，经济也是国家的经济，企业自然也是国家的企业。民营和国有经济的区别，仅仅在于经营者不同，即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民营企业则由社会经营。而不论企业是国有还是民营，它们的资产本质上都是来源于社会财富。因此，“十五五”规划中需要将“两个毫不动摇”制度化，打破所有制的壁垒。同时，还要推动国有企业聚焦战略安全领域，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执法、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治理“内卷式”竞争，但必须避免过度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真正做到“放得活”和“管得住”之间的平衡。
此外，对于“十五五”规划目标设定，也需尊重市场规律。增长目标作为预期性指标，应科学锚定潜在增长率区间，避免“层层加码”导致地方债务膨胀。当前，中国政府全口径债务规模约为GDP的100%，财政空间日益受限。“十五五”期间更需要精准施策，在经济上行期设定略低于预测值的目标以防过热，在下行期设定“跳一跳”可达的目标，以引导预期。尤其需要改变过往规划中“重供给、轻需求”的惯性，将需求侧管理置于更高优先级，因为缺乏消费能力支撑，供给升级将沦为“空中楼阁”，而消费的根本在于居民收入，收入的增长则依赖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切实改善。
归根到底，“十五五”的生命力在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促进和有效协同。总书记早年主持厦门发展战略规划时，就提出“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原则。政府专注于机构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市场则主导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新时代的规划，更需要延续这种智慧，政府通过法治和制度化的框架，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而市场则通过创新和竞争，推动规划蓝图的实现。将“五个必须统筹”落实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总体来看，“十五五”规划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如何把握清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保持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的必要干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挑战，供需失衡、民企信心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这都要求政府推动结构性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应主导创新和竞争的力量，而政府的作用是在支持创新、保障风险、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上。政府不应过度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但可以通过法治建设、反垄断等措施，避免市场出现失衡，确保市场的健康生态。
“十五五”规划要走出困境，核心是让市场“唱主角”、政府“搭好台”。当务之急是改善经营环境这一“底盘”，回收部分激进的、挫伤经营意愿的政策，解决政策“打架”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替代企业“赛跑”，而是修好赛道、定好规则、兜住风险，让企业敢闯敢干、资本敢投资、百姓敢消费。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五个必须统筹”才能真正落地，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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