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井冈山区西南方向，一座名为“荆竹”的大山上，有一块长约三米、宽约两米的石头屹立在半山腰。相传，这块石头被雷电击破后从山顶滚落至此，故名“雷打石”。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荆竹山境内，当月24日，他站在雷打石上，向军队立下三条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如今，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的油印宣传册静静躺在展览柜中。它由中共永新县委于1932年编印，书中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作了详尽的解释，全册虽仅有七页，但意义非凡，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对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
“第一军规”诞生：雷打石上立规矩
位于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上的雷打石。（李劲峰/摄）
1927年10月，荆竹山间，一支衣衫褴褛的工农革命军正艰难行军。虽已至秋日，但赣西的天气仍旧炎热，骄阳下，战士们饥渴难耐，途经红薯地时，有人忍不住拔起土地里的红薯充饥。
在此之前，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转战井冈山。抵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后，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但队伍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身上残存不良习气。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陈士榘回忆说： “由于新改编过来，没有进行政治教育，觉悟程度不高，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一部分同志非常散漫，不听指挥，乱说乱动，侵犯群众利益。那时党员的水平也不高，也无法说服和制止这种行为。”
出于维护军队作风、纪律和消除王佐部队疑虑的目的，毛泽东产生了整顿军纪的想法。而当有人拔老乡红薯的事情传进他耳中后，他果断决定，于次日在雷打石上召开大会，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三条纪律。
次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部队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秤也取走；还有的把老乡家的门板拆下睡觉，还回去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导致老乡无法装回门板。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现象再度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小花讲述，毛泽东进城后听到群众的反映，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后来，“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
“正是我们制定了这些严格的纪律，才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红军才能打一个又一个胜仗。”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高中华讲述，一次行军途中，有的红军战士因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毛泽东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地里，请收下。”不久后，一首歌谣便在井冈山地区流传：“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着形势演变、完善，到后来的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明确“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因其以军规的形式突出强调了革命军队的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亦被誉为“第一军规”。
小姜湾整纪：被枪毙的副连长
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猛攻，步步紧逼。毛泽东命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跃进大别山，但当地百姓由于误解，对部队避而远之。国民党政府胁迫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使部队食不果腹，也找不到带路向导。对于孤军深入敌区的关键部队，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9月2日，邓小平在河南新县小姜湾村专门主持召开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10月，部队到达黄冈总路咀镇时，镇上的老乡早已跑光。野战军总部警卫团第三连副连长赵桂良到镇上买东西，见店中无人，便顺手拿走花布、粉条、白纸和毛笔。花布是拿给连里最小的战士做棉衣，拿纸和笔是给连里出板报，粉条是拿给首长改善生活的。据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夏慧讲述，邓小平听闻此事后长叹一声说：“可惜啊，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要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
审判大会上，邓小平面对群众的求情毅然说：“事情虽小，但军纪如山！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随后，枪声响起……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侦察参谋许克杰回忆说，“拿了点粉条，拿了点老百姓的粮食就枪毙了。不能见了老百姓的东西就拿就用，这件事是教育，更是鞭策。”
“小姜湾整纪，是党和军队历史上加强纪律建设的一个缩影。”党史研究专家王平指出，“革命战争年代，纪律是党和军队的生命。”公判枪决赵桂良一事，震动全军，传遍乡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温瑞茂谈及此事时表示：“我军在纪律方面执行特别严格，特别是群众纪律方面，而且对干部的要求还高于一般的士兵。”刘邓大军狠抓作风与纪律建设，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民力，以千里跃进的进攻态势直捣国民党统治的大别山区，创建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时间来到1949年3月，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把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谆谆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决不当李自成。但当时，仍有个别干部出现松懈心态。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去北京为中央领导寻找住房时，感受到党内某些干部作风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上内容。部分干部纪律松弛及腐化现象，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发动“三反”“五反”运动的直接诱因。
“新三反”运动：一场基层干部作风大整顿
1952年，山东省苍山县的农民有苦难言。该县在收到省农林厅将棉田“去除伪杂”的指示后，盲目要求群众将棉田全部种上新引进的棉花品种五爱斯字棉，已经种完的要拔掉重种。
实际上，部分当地农民两年前就种了一些五爱斯字棉，由于动员教育不够和缺乏技术指导，导致大部分农民歉收。因此，再号召种五爱斯字棉时，许多农民不愿种。苍山县领导干部对农民群众的思想顾虑并不深切了解，又未很好动员教育，强求农民群众一律种植斯字棉，并向农民提出：“不准种小棉花，如果种了小棉花，将来还要拔掉。”许多农民采取了应付的态度，有的把强迫买来的斯字棉种籽扔掉，仍种传统的小棉；有的是两种棉混种；有的在地头上种上点斯字棉，地里边仍种小棉。
县长张作臣在发现这种情况后，多次在区、乡干部会议上布置“清理棉田”，并且提出了“早强迫比晚强迫好”的口号。他还在区干部会议上提出：“清理棉田的任务，各区要坚决贯彻。”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在张作臣的错误布置下，有些区的领导干部强迫农民拔除小棉，严重侵犯群众利益。十四区区长傅忠法还批评武坦乡支部书记王兴奎、乡长赵景祥及峨旦村支部书记刘献斌，三次到区反映农民群众意见是“当了群众的尾巴”。最后，王兴奎等在区长的指责下，只好组织民兵，强迫农民拔棉，区长傅忠法还亲自到棉田督察。有的群众看到自家棉花被割掉，躺在地里大哭大骂，傅忠法冷漠地说：“我在这里你骂我，我走了你骂棉花吧！”
据统计，当时全县七十五个村，一千三百六十户的棉花被拔掉，共毁坏棉田四百九十余亩，损失达数千万元，部分农民因为棉花被拔掉生活发生了困难。最后张作臣被处分，县委书记徐迅被撤职，其他渎职干部均受到处分。
“苍山拔棉”事件，是“新三反”运动中较为典型的案例。翻开1953年主要报纸，从中央、省市到地委各级部门，都将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大胆披露，接受批评。当时的“曹春生事件” “王树坤事件”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力。
当时，“三反”“五反”运动虽然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但基层干部群体中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还较为盛行。1953年正值“一五计划”开局之年，需要广大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当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开始对基层干部的作风与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有分别”的整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博士生导师王瑞芳表示，“新三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它改进和完善工作检查制度等，为以后防治官僚主义的工作积累了重要的经验。1957年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不少做法都借鉴了这次运动。“新三反”运动中还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人民信访制度的完善。
1983年整党：严查“吃、喝、拿”歪风
1985年11月14日，安康地区（今陕西省安康市）街道上持续了20多分钟的鞭炮声引起市民的注意，大家纷纷议论，究竟是迎接哪位大领导。原来，时任陕西省公路局党委副书记的刘愚平，正带领一个32人的“企业整顿验收团”，到当地检查工作。验收团到来时，当地就搞出这么大阵仗的欢迎仪式，刘愚平不禁有几分得意忘形，随后的大吃大喝更被他视为理所当然。
当天，验收团中晚两餐共摆了24桌宴席，席上吃的是当地派专人从西安采购并请高级厨师烹制的山珍海味，共喝了6种红、白名酒。验收团临走时，每人还收了礼品，由于礼品过多，无法携带，安康公路段专门派车送验收团到西安。
这起不正之风问题迅速引起中央纪委的重视。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刹住公款请客送礼歪风，刘愚平却带头大吃大喝，影响恶劣。为严肃党纪，经中央纪委批准，陕西省纪委给予刘愚平撤销其省公路局党委副书记职务的处分。同时决定，验收团成员所收、所花销的价款如数退赔；省公路局党组作出检讨；省交通厅、公路局党组对接待单位严格查处。
该案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整党运动中，它体现了当时党中央对纠正不正之风的决心，特别是对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等问题的零容忍态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内乱的流毒尚未完全肃清，党内一些严重的不良倾向反而抬头。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全党都下这个决心，事情就一定能办好。”
“这次整党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的整党。”据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第七研究室副主任祝鸿霞介绍，这次整党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作风建设始终是其生命线。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红色基因，到“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历史启示，再到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的徙木立信，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纪律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百年纪律作风建设积淀的问题导向机制和文化内生驱动逻辑，以及这种永不松懈的纪律自觉，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内生动力和政治优势，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团结带领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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