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蔡澜的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美食家、作家、电影人蔡澜先生于25日去世，遗体已火化，享年83岁。至此，有着“香港四大才子”之称的四位文化名人——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均已逝去，一段独属于香港“黄金时代”的文化记忆随之定格。
上世纪60到90年代，是香港经济腾飞、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香港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文化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大放异彩，也日渐形成了独特的“港式文化”与“港式潮流”。一批又一批具有浓烈香港特色的文化产品进入内地，既对那一代内地人的时尚观念产生冲击和引领，也造就了人们强烈而深远的文化共鸣。
“四大才子”的“神仙友谊”
说到香港文化，“香港四大才子”一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金庸、倪匡、黄霑和蔡澜四人，各有所长、腹有诗书且互为好友，因而合称“香港四大才子”。
这一称呼的由来至今未有定论，一种较为主流的说法是，2008年香港作家沈西城准备再版他的《金庸与倪匡》，利文出版社的主编舒非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些单薄，建议他再加入一人，于是书名便被改成了《香港三大才子——金庸、倪匡、蔡澜》。书籍出版后，十分畅销、读者甚多，不过大多数人认为这本书还漏写了一个黄霑。自此之后，“香港四大才子”的说法就流传开来。
四人中，金庸擅长武侠，倪匡主写科幻，黄霑专攻歌词，蔡澜则长于杂文、小品。四人的文学作品，不仅在香港文化圈影响力很大，在整个华人社会也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黄霑的歌词，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它们的存在。
金庸与蔡澜相伴出游旧照。
有趣的是，虽然被称作“香港四大才子”，这四个人却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金庸祖籍江西婺源，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8年入职《大公报》，移居香港；倪匡1935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7年才辗转来到香港；黄霑1941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祖籍番禺沙头，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蔡澜与黄霑同岁，出生在新加坡，1959年至日本留学，1963年起定居香港。
其实，虽然同列“香港四大才子”，倪匡、黄霑、蔡澜三人对于金庸更多是敬重、钦佩甚至崇拜的。他们十分尊敬这位“大哥”，蔡澜就曾说自己并不承认“四大才子”称号，因为四人中只有金庸是真正的大师；黄霑也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才华与金庸相去甚远；倪匡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系统性研究金庸小说，不仅称其“古今中外，空前绝后”，还类比“红学”提出了“金学”的概念。金庸本人对此倒是一笑置之，认为这种说法有高攀《红楼梦》之嫌。
四人间的妙闻趣事有很多，其背后的“神仙友谊”更是令人艳羡。例如，1959年金庸创立《明报》后邀请倪匡供稿，后来有一回金庸自己去国外开会，无暇顾及正在连载中的《天龙八部》。为了不“开天窗”，他请倪匡代笔了几章，唯一要求“主要人物不可以死”，于是便有了经典的“阿紫失明”桥段。金庸外出归来后，只好安排了让虚竹治好阿紫眼睛的情节，算是填上了倪匡挖下的坑。对于此事，倪匡也颇为自豪，他说“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是自己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
蔡澜是在《明报》上开设专栏之后，慢慢和金庸成为好友的。由于他在美食、旅行等方面相当博学，金庸本人也承认自己最喜欢和这个“完美的旅行搭子”一起出门。
1988年，黄霑向女作家林燕妮求婚，求婚地点正是金庸家中。两人后续直到分手，都没有正式领证，而是以金庸当时写下的婚书作为凭证。而也差不多是在这一年，倪匡、黄霑、蔡澜三人经常约在一家酒吧喝酒聊天，他们幽默的谈吐和丰富的话题，经常把酒吧的顾客和工作人员逗得前仰后合。于是蔡澜提议，干脆直接把这种形式搬上电视屏幕，让别人花钱来听他们聊天，还可以采访当红明星。就这样，那档嬉笑怒骂的《今夜不设防》诞生了，至今仍为不少香港市民怀念。
“四大才子”的文化遗产
金庸的作品充满了侠之大者、家国情怀，精彩、悬疑的情节背后，往往蕴藏了大量的时代背景和细节描写，令读者一瞬间就能走进那个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武侠世界。
金庸本人的一生也是极为精彩，年少时为躲避日寇从嘉兴迁到丽水读书，大学毕业后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在香港的数十年间，他与梁羽生、陈凡等人共创“武林盛世”，兴办《明报》及《明报月刊》等，还进入电影公司做过专职编剧。
金庸一生好学、好读书，81岁获颁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此后还攻读过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博士，却因年龄实在太大没能顺利毕业。金庸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代表，他一生辗转多地，却始终手不释卷，将心中的家国情怀融入武侠元素，开创了独属于一个时代的浪漫江湖。
倪匡的文学素养很高，写过大量小说、散文、杂文、专栏、政论、电影剧本等，而且从不拖稿。据传，巅峰时倪匡一小时可以写出2500到3000字的小说内容，且条理清晰、令人着迷。而在做电影编剧时，他往往两三天就可以拿出一个叫好又叫座的剧本。倪匡最出名的作品当数他的《卫斯理》系列，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写作风格受到很多死忠读者的追捧。不过由于他本人并未系统学习过理工科知识，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手法或现象时，他总是习惯性地将之归于怪力乱神或天外来客，这一点饱受诟病。
出生于广州的黄霑自小便十分爱国，他曾自述，在他看来，热爱国家就等同于热爱自己、热爱家庭，这几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黄霑能把握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并创作成歌词，与世人共享。在他之前，粤语歌词多为下里巴人的俚语或是翻唱自外来歌曲，用词晦涩难懂，很难做到文白平衡。而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还能够找准结合点，时而大气磅礴，时而细水流长，深得港人喜爱。其中，“浪奔浪流”的《上海滩》、“河山只在我梦萦”的《我的中国心》、“同舟人誓相随”的《狮子山下》都是永恒的经典。而那首粤语、普通话两版填词几乎完全相同，通过“宫、商、角、徵、羽”五音重新排序，营造出江湖豪情与大气坦然的《沧海一声笑》，更是成为华语歌坛耀眼的明珠。
蔡澜从小喜欢中国传统文学，经常躲在被窝里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长过程中，他迷上了电影，利用父亲邵氏电影公司经理的身份，把当时能看到的电影看了个遍。他在日本大学编导系完成了学业，定居香港后投身电影事业，与名导李翰祥建立起深厚友谊。
蔡澜几乎做过电影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道具、剪辑、导演、编剧、摄影等。后来他发现，监制工作几乎可以涵盖电影制作全部流程，做监制还可以参与电影的发行，于是一干就是20年。在此期间，他成功为成龙打造了《快餐车》《一个好人》《龙兄虎弟》等影片。
电影终究是一群人的艺术，上世纪80年代，想要凸显个人才华的蔡澜提笔开始写作，在金庸的《明报》上开设旅行和美食专栏。后来，电视业迅猛发展，蔡澜又抓准时机，推出了《蔡澜叹世界》《蔡澜叹名菜》《蔡澜提菜篮》等贯彻“享乐主义”路线的节目。而他最常出现的形象便是，每到世界一隅，就将当地美景、美食细细解剖，用温文尔雅的状态和不疾不徐的语气，讲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故事，为信息获取渠道不算丰富的当年，增添了一扇可以窥见世间缤纷的百叶窗。
后来蔡澜创办了自己的美食品牌、旅行社，出了很多关于吃喝玩乐的书，还在《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组挂名总顾问。他的文字总是温情脉脉，看似在说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却总是站在很亲近的位置答疑解惑、抽丝剥茧，为读者送上温暖与慰藉。
与三位兄长相比，蔡澜的人生态度最为旷达随性，活得也最为潇洒，可以说是把柴米油盐的生活过成了派对。
蔡澜曾在《开讲啦》中对年轻人说：“尽量地学习，尽量地经历，尽量地旅游，尽量地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是的，如果达不到金庸笔下郭靖、乔峰那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境界，不如学学蔡澜，吃吃喝喝、快乐一生，“我活过”，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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