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党政机关拆除围墙、开放政府大院，成为公众热议话题。在有形的墙被拆除后，干群关系中无形的“墙”该如何去除？进一步来说，如何更好地打造服务型政府和开放型政府？
对此，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等专家认为，基层政府可以“拆墙透绿”为契机，把政府的作风形象立起来，让群众感受到政府的新形象和新作风，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推行制度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环节，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让治理者无“心墙”。
拆围是开放型政府的行动实践
与“拆围透绿”行动类似，一些地方将政府大院食堂和停车场等公共资源向社会开放，获得群众点赞。
早在2018年，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就因为社会车辆可以自由停放在机关单位内，县政府大楼内的厕所、开水间免费对外开放，成了“网红县城”。不久后，河南信阳市委、市政府大院也拆除院墙，让市民进大院纳凉。
河南信阳市委、市政府大院拆除院墙，让市民进大院纳凉。
近些年，除了政府大院，政府食堂也开始逐渐对外开放，甚至因此掀起一阵地方“文旅热”。比如，自2019年，江苏省扬州市党委政府在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3个法定节假日开放市政府西大院内部食堂，为群众提供淮扬特色简餐。同样，浙江衢州市政府食堂也面向全社会开放，而且荤菜5元到10元、素菜3元的实惠价格也得到群众的认可。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逢春认为，这一举动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能激发空间活力、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不但为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树立标杆，更彰显党政机关一心为民的决心。
同样是主动服务群众，今年夏收刚至，河南安阳滑县瓦岗寨乡政府门口就贴起“院内可以晒粮 农机手免费就餐”的横幅。政府大院里外，为村民提供了多处堆放晾晒点，院内广场几乎被占满。滑县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刘孟课表示，3年来，乡政府共为周边约500户农民解决了晒粮需求。
庄德水指出，这种做法有利于拉近政府机关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以前，政府部门的高墙把政府与群众隔开，体现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主义，给人一种压抑感、不亲近感和冷漠感。随着政府大院的开放，政府的公信力也在逐步提升。
不管是拆围墙，还是食堂对外开放，这些“接地气”的行为，本质上是深化城市治理，推动党政机关公共资源对外开放。这些政府行为表明，真正的城市治理是朴实无华的，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华丽，而在于是否能“以百姓为中心”，连接群众、贴近群众，做群众的知心人，为群众解忧。
在推动党政机关公共资源对外开放方面，一些地方形成了体制机制。在江苏省，当地出台了《党政机关办公场所资源适度对社会开放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机关院落的停车场地、机关食堂、活动场地、庭院绿地、环境卫生设施等纳入向社会开放共享的范畴，全省所有党政机关（涉及保密等特殊要求的单位除外）具备开放条件的停车位、室外卫生间、室外活动场所（球场、健身场）实现应开尽开。
比如，在宿迁市，当地将市政单位的庭院绿地与城市绿地进行有机串联，融合周边区域建筑、景观，合理配置座椅坐凳、健身器材等服务设施，增强服务功能，让群众“进得来、坐得下、可健身”，成了市民共享的“绿色福利”。
范逢春说，不管是自拆围墙还绿于民，还是开放其他的公共资源，党政机关转变“官念”的背后，是开放型政府的行动实践，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
“拆围”之后，关键在“治”
“事实上，政府机关自拆围墙是‘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下的公共空间治理的一种流行形式，‘新公共管理运动’突出效率，强调社会性治理。”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和静钧表示，传统上政府机关往往通过高墙圈出奢华的空地形成“府”或“院”，以彰显其威严。随着公共用地增量的枯竭，公共空间存量成为稀缺品，存量效能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治理水平的中心指标。为提高存量效能，拆墙势在必行，且应该与城市治理并轨。
在庄德水看来，机关大院“拆墙”可以视为公共资源的开放的表征，“拆墙”只是第一步，如何“治”更加重要，如果管理和服务跟不上，也会有违“开放”的初衷。
比如在安徽宣城绩溪县，每到夜晚，县政府办公大楼旁的一条道路摊贩云集，大家自发形成一条临时夜市。由于该道路人流量较大，当地政府不仅没有制止摆摊，还安排了巡逻人员定时巡查，环卫人员维护清洁。
通过政府公共管理资源的介入，有序放开路权，既满足小商小贩的经营需求，激活背街小巷经济，又保证群众的道路通行需求。以前，有的人认为，有的夜市管理不善，影响市容市貌和公共秩序。相关专家指出，政府介入管理，这从本质上消除了之前人们的担忧。
从上述绩溪县的案例来看，政府大院真正的开放不仅仅在于“拆墙”，还需在治理上下功夫。庄德水认为，一方面，要细化服务提升治理能力。以停车场为例，尽管社会车辆可以停放政府大院，但是保安应及时进行引导；以开放夜市为例，由于人员众多复杂，应安排固定的巡逻人员及时处置有关情况，保障群众的安全。对于有热水、如厕需求的群众，机关大楼里应设值班人员，专门负责引导。
进一步来说，除了提升治理能力外，更要鼓励群众参与。比如，上海市为优化提升公共空间休憩座椅，组织开展市民创意征集活动，并以效果为导向，问效于民。为给市民带来更好的观赏和游憩体验，苏州河景观照明启闭时间以及《上海市景观照明规划（2024—2035年）》的编制均开展了人民意见征集，广泛听取市民意见。此外，还向市民征集对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的“金点子”，并进行评比表彰和应用推广。
“政府大院开放的内核是释放公共空间，提高社会效益，鼓励群众参与。”和静钧认为，这种开放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不应拘泥于某一种模式。要避免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造成新一轮浪费与低效，否则就是单纯的“形象工程”和新一轮“浪费工程”。
“门好进”，也要“事好办”
中央党校政法部宪法学教授王雅琴认为，开门办公后，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让公众投诉畅通、办事方便、参与决策、有效监督政府，构建起开放型政府。
在构建开放型政府方面，一些地方已有实践。自2024年起四川省内江市常态化推进“政务开放日”活动，聚焦公众关切和重点民生事项，主要通过参观、体验、座谈等形式组织代表参观机关办公场所，亲身体验办事流程等，深化政务公开，保障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有专家指出，机关大院围墙的消失，本质上是公共资源分配逻辑的重构。没有了围墙之后，群众对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的神秘感和疏离感被消除，民生诉求的传递路径也被缩短。官民之间的互动将更加平常化、日常化，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促使党政干部从“坐等办事”转向“主动服务”，实现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树立起党委政府公开透明、开放亲民的良好形象。
比如，早年前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委、县政府曾实施“通透式办公”，把59个部门、1000多名公务员集中到两个内部通透的综合办公大楼办公。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门前没有门卫，来访者可以直接敲门进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办公室。
此后，一些地方为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政府推进职能转变，进行“放管服”改革，打造权力瘦身的“紧身衣”，推动政务服务不断优化、行政效能逐步提升，最大限度便民。
比如，浙江通过结构优化、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等方式，加快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通过材料“瘦身”、流程“打包”、数据“跑路”，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只跑一次。
“通过‘拆墙’，实现墙没有了，门好进了，事好办了，老百姓的满意度提升了，就能实现‘无围而治’。”范逢春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出现政府大院开放的趋势，但并未在全国形成常态化机制。有关专家指出，外界之所以还在把政府大院的开放当成一种特例，说明在公众心目中这种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有的政府大院只是按照当地“一把手”的要求，搞短时间、应景式开放。在原来的“一把手”离开后，相关的政策就无法延续。有些地方的政府大院虽然拆除了围墙，但又重新垒砌了砖石矮墙、种植了花草“墙”，搞半遮半掩式开放。
在范逢春看来，“拆围透绿”是党政机关在空间上的“自我革命”，不仅需要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勇气与底气，更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让好的政策延续下去。要知道，如果光在形式上搞“门好进”，但“事难办”，照样违背了拆墙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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