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名史」，需要多少年？
一年？三年？五年？或许对于流行文化而言，「成名」是按这个时间尺度。
但是对于思想文化，「成名」的时间刻度，却是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才能在思想史地位的反复校准中，确认一个值得流芳百世、传颂千年的思想家之名。
有一个人，就正在这条大时间刻度的「成名之路」上。
他，就是来自湖南的思想家——
船山先生，王夫之。
为什么他会成名，但又成名得那么「晚」呢？
在观摩了湖南广电纪录片《船山先生》后，笔者大致理解了一个思想家与一部思想史的关系：
在世界出现伤痕、文化出现断层、个体面临失序之时，船山思想既是免疫系统，正本清源地清除机体里的毒素；又是造血机制，给衰败的机体注入精气神而重生。
因为他的思想价值，不是务虚的，而是务实的，而他的思想史地位，是在中华文化每逢危机之时便会启动免疫系统与造血机制：明亡时立言，清末时初兴，戊戌时支撑变法，解放时重振河山......
他不是被人为地造神而是战绩可查地推高，不是人造的土坡而是自然形成的珠穆朗玛，是在面临一次次世界动荡下检验有效而一点点提高。
自然，这个成名周期不是「人」的周期而是「史」的周期。
当世界出现伤痕，船山重建秩序
王夫之的「船山思想」，是在乱世之中形成的一套哲学观。明末清初的他，面对着政权的更迭、思想的动荡、命运的颠沛流离，「多年他都在做一件事，他想在乱世中，为疲惫的心，找一个安顿之所」（语出纪录片《船山先生》)。
生发在这样的外在背景与内在发心之下，船山思想的本质，就是「乱中求序」，正本清源地让混乱的价值观回归正道，让危机的世界得到修复。这部作品让笔者管窥了浩瀚的船山思想之一隅，笔者粗浅地总结为「心-骨-手」——一曰「理势」，强调「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理」会随着现实世界的「势」变化而变化，顺必然之势者，理也。这是船山思想的「心」，这符合了乱世之中的客观规律，让掌握这套理论的人懂得变通、懂得顺势。二曰「义利」，天下有三种道义：一种是忠于君主个人的，一人之正义；一种是一个时代天下人共奉的，一时之大义；一种是贯穿华夏历史的，古今之通义。这是船山思想的「骨」，因此真正信奉与承袭船山思想的人，才会在危机中不变节、有风骨。三曰「实学」，实学就是经世致用，主张耳闻目睹不如心中所悟，心中所悟不如亲身实践，反对抽象空谈阔论，而要解决具体矛盾。这是船山思想的「手」，才让「敢想敢干」在三百年来成为湖南人的「霸蛮」特色。
正因船山思想有「乱世之正道」的独特性，它才如此深刻地参与到了中国近代史之进程：面临太平军之动荡，曾国藩之治军有它。与太平军激战的1862年，曾国藩在军帐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船山先生所著《读通鉴论》，带给他极大震撼，对于他用思想武装湘军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使湘军成为了一支以捍卫儒家正统思想为己任、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军队。面临西方列强之冲击，谭嗣同之变法有它。谭嗣同言，「《王志》，私淑船山也」，即，没有得到船山先生亲自传授，但心里景仰他的学问并尊之为师。在震动历史的戊戌变法中，船山学说成为了他重要的思想资源，而因传承船山思想之正道风骨，他才慷慨赴死而非选择逃亡。因此，我们早听过「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之言，但是为何是湖南书写了半部近代史，却鲜有人深知。而这恰是湖南广电创作《船山先生》的发心所在，恰如总导演李东珅所言，他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观众认识到「湖湘文化非常牛，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所在，因为王船山，中国近代史得以彻底改变」。
但是，在思想史上，船山先生每一次历史地位的提高都伴随着乱世与动荡，为什么在千年难得一遇的和平时代，我们又要温故、又要重提？因为，我们既处于中国内部世界的稳定，却又处于世界外部形势的动荡。来自地缘矛盾的冲突，经济贸易的挑战，外来思想的冲击，都让这个世界再次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历史境遇看，我们又似曾相识地回到了船山先生立言的处境下，回到三百年来每一次中华文明面临挑战的处境下，既然曾国藩、谭嗣同等名人都能在船山先生处寻得思想武器，能定得住心不乱、硬得住骨不怂、出得了手不怯，我辈自有人能在这一轮的大变局中完成船山哲学式的破局，重建中国智慧下的世界秩序。
当个体内心失序，船山精神造血
再庞大的思想，也要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这部纪录片不只是拍给文化人看的，更是拍给年轻人看的。事实上，船山思想从诞生至今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比如青年谭嗣同。如今，通过纪录片的记录、通过湖南广电的传播，船山思想将不只影响湖湘年轻人，而将影响全国年轻人。
面对挫折的来袭，面对成功的压力，面对年龄的焦虑，许多年轻人内心是失序的，精神是萎靡的，船山思想则将为当代青年文化机体注入三股热血——一股是反躺平的精神力量。当佛系、躺平逐渐成为青年价值观，湖南广电让船山思想发出另一种声音，让年轻人自己做选择：躺平的确是一种选择，但你的人生可以有另一种活法。《船山先生》呈现了一个参透世界本质的人，才能在面对一波一波来袭、面对家难一次一次突击时，能够在精神上屹立不倒，继续在苍凉的人生中完成千万字的著述，成为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一座孤峰。他在苦难中形成的哲学不但激发了他自己，也在他往生后，继续成为激发民族崛起、激发青年有为的力量。所以，人之所以躺平还是屹立不倒，核心在于你有没有一套哲学的支持系统——没有，你自然选择最省力的方式而躺平；有，你才有武器对抗外部波折、重整内心秩序，内外都足够强大时，才能创造生命价值。
另一股是反功利的人生哲学。船山先生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的晚年经济窘迫、一生官场无为，尤其在如今的社会坐标系下，所谓成功的标准过于狭隘，要么重经济标准，要么重社会地位。但这，绝不是古而有之的。中国儒家正统有一个快被遗忘的「三不朽」成功标准——「立德、立功、立言」，千百年来的儒生们，他们价值观中的成功，是你能不能修身养性而立德，是你对国家、对社会、对百姓有没有功绩，是你能不能为后世留下有价值的言论、著作、思想。而船山先生的一生就是在践行着「三不朽」，如果立功无门，他就去立德、立言。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无法理解，船山先生为什么能在贫苦交加中，仍能不改其志，因为中国正统的「成功学」本来就给了人更丰富、更多元的「成功路径」，反而是在西方功利主义冲击下，这个路径被扁平化成如果不够有钱、不够有地位就不成功。而船山先生的人生转折恰是在「立功」无门之下，转身投入「立德」与「立言」，他若信奉的不是「三不朽的成功学」而是「功利主义的成功学」，怕也世上难有船山先生，只有失意的王夫之。
三是反焦虑的长期主义。《船山先生》所描摹出王夫之的一生，早年颠沛流离，历经起义的失败，官场的风雨，逃亡的艰辛，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更多出自晚年。甚至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仍在抱病写作；去世前一年，他还在哮喘中定稿了两部史学专著。这似乎与当代人直觉中的生命尺度并不相同，因为标准的现代人生尺度是年轻时用力拼搏，年老后享受人生。本质只是两种人生长跑中的「发力方式」有别而已，船山先生之所以能在人生下半场甚至最后一程发力，是因为他在所谓的挫折中也在成长，也在汲取，他在逃亡之路经历了底层生活，影响了他的史观；他在举兵之路完成了知行合一，形成了他的实学。尤其面对这么多年轻观众的芒果，为什么选择用一个「人」而不是「圣」的视角呈现船山先生的故事，就是想让年轻人们看到人生有另一种发力方式、另一种成长节奏，不只有在年轻时加速度的一种活法，尤其如果透支了后半程的气力；你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在前程蓄力、后程发力的终身长跑者。
因此，《船山先生》是湖南广电献给青春中国的一份礼物，让中国年轻人，在船山先生其人上，看到多一种、另一番值得一过的人生。
当文化出现断层，船山意义重估
当代人爱谈「资源」，却往往忘了世界上能量最大的「资源」——
不是「能源资源」，不是「经济资源」，甚至不是「政治资源」，而是「思想资源」。
从这个角度说，为什么曾国藩能成为半圣，谭嗣同能成为君子，皆在于他们敏感地认识到了、开发成了、利用好了船山先生这个富矿般的「思想资源」，融入自己的思想与实践中，成就了报国的志向与自己的传奇。
而这思想富矿的价值，显然还没被充分认识、充分开发与充分利用，思想资源效能还未最大化，所以，它仍然还是被低估的。
然而，思想文化与流行文化不同，它本来就要在更深的时间中一次一次地被重估，现在仍在这个进程之中。
就像船山思想，通过《船山先生》的记录，我们知道在三百年间，它每每是以几十年为一个时间梯度，一次一次地被再发现，再传播，再拔高。如果做一张趋势图的话，我们会看到他在一次又一次地接棒，一轮又一轮的托举中，历史地位不断升高。
《船山先生》既做了这三百年来每一次托举的记录，也是接棒了前人托举的又一轮托举。只是，有人的托举是印刷，有人的托举是办祠堂，有人的托举是讲学。而当时间来到三百年后的2025年，这一棒的托举，是纪录片，是大众传播。
通过纪录片的托举，它让船山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庞大文献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具体的人；
通过大众传播的托举，它让船山思想从湖南走出去，影响全国年轻人，甚至世界年轻人。
或许，这就是这一次的托举，与以往三百年来最大的不同之处。
《主编浅度》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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