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霄
《大河源》是阿来在2022年两次考察黄河上游段写下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读《大河源》，仿佛跟着阿来来到黄河上游，见证各地不同的自然风貌、生态环境、人文历史，感受那片土地上生命的灿烂与顽强，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人与大地，大地与人，本就是相互依存，彼此映照。所以我写此传，地理层面的自然变迁要写，而民族互动，文化演进，更是书写的重点。地理与人文，两相辉映，才是一部真正的黄河源传。”
从《大地的阶梯》到《一滴水经过丽江》，再到《西高地行记》《去有风的旷野》，阿来总是不断地行走在云贵川、青甘藏等地。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大河源》蜿蜒流经的广博世界。
在地理层面，这里是中国第一、二级阶梯，高耸的群山和群山中如宝石般错落的海子，是板块运动亿万年前留下的痕迹；在生物层面，青藏高原上有着丰富的高海拔生物物种，如绿绒蒿、马先蒿、龙胆等坚韧美丽的高山植被，以及藏野驴、大鵟、红狐等野性而活泼的飞禽走兽。
此外，这里更是藏、羌、回等多个民族生活的地方。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迁徙、繁衍、杂居共居，制作工具，产生文化、诞生文明，书写多民族交融史，沿着历史的河床，一同汇入黄河文明中，向东方奔流而去。
“在遥远的黄河峡谷深处，我遇到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神情沉静，目光坚定，对自己，对外来都怀抱着美好的希望。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他们的希望正是我的希望。”
《大河源》是行走的笔记，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与阿来笔下虚构的小说交汇在阿来行走的时间线上，成为小说外的衍生。阿来在作品中对多样性的探索，背后是对共性的寻找。这个共性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与国家意识、与价值观之间产生的联系。
从《尘埃落定》中土司制度的兴盛到崩溃，再到《蘑菇圈》里热销产品对民族地区百姓生活的改善和对环境、人性的影响，《云中记》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建筑、人心和自然的修复等，正是这个共性，构成了阿来写作的源泉和世界观的基础，让阿来在创作中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看待周围生活的环境。
在《大河源》里，阿来时刻关注着黄河中上游的生态保护：植被正在恢复的黑土滩，共和盆地上沙珠玉的治沙史，三塔拉（铁盖乡）的光伏电站等。在生态保护的背后，是被改变的人，改变的观念，是不再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开发与生产，是实现人与自然、土地持久共存的努力。
“我也是一个农夫、一个牧人、一个工程师、一个推土机手、一名教师、一个社区干部，我也是这片土地的儿子，这片土地上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因为我们共同拥有这片山河！”
无论是卷帙浩繁的史料中的人，还是一路上亲切而热烈的人，《大河源》的落脚点，始终是人。如此，《大河源》便像这高原上的植被一般，长出了深深的根系，扎根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上。
“我攀上一座竖立了风速仪的楼顶，极目西望，见湖上浮着小岛。湖水鼓涌，如大地呼吸的节奏。大地吸气，水波鼓涌，小岛消失。大地呼气，水波下落，岛又出现。”
诗意、灵动，是阿来独特的语言特点。我在读阿来的作品时，常常感受到其中那种质朴又神奇的文字触觉，总让人闻到漫步在原始森林的气息，清冽、干燥又柔情。在这片森林里，随时可能遇见掀起鼻翼呼哧呼哧的马，或是一片冻得眼睛和脸颊都发蓝的湖泊，甚至是握住一双前一秒还拿着刀的厚实的手。
《大河源》不同于小说，可以借助情节或巧思让这些诗意的语言栖息，而更多的是对人、历史、自然的理解与捕捉，这对语言的准确性有非常高的要求，这也使《大河源》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层次。
“高山柳林下，溪流奔涌，音声清亮……这里却灌木丛生，是树的世界……绿草不再匍匐贴地，它们都伸直茎干，开枝散叶，长到齐膝高了……”
如在同德，我们的视线跟着黄河从荒芜的旷野突下至峡谷地带，那里有千万年前形成的丹霞地貌，有如银箔，又如水晶的牛奶河，更有人们在村镇与市集里的生活。那里一派生机勃勃，读起来，眼里好似也充满着斑斓的颜色。阿来以极其纯熟的调度能力，让《大河源》的节奏与黄河或平缓，或激烈的流动节奏融为一体，在高原山地之间起伏跌宕，演奏出一首诗意浪漫又气势恢弘的黄河交响曲。
如评论家谢有顺说，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地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性。《大河源》，就是这种超越性的最好证明。
阿来认为，写作是一个重新建构“健康的自己”的过程。通过写作，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广与丰富。这也变成他对作品的期望：“写作者要给读者提供新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要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
《大河源》正是这样一个窗口，让我们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也关注西边可极目远眺的巍峨雪山。当我们把视线投入更广阔的世界中，我们的内心也就有了如自然般的洪荒力量。
（《大河源》，阿来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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