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泉
有一种艺术理论与实践相整合、互动性的生成方式是令人钦羡的：来自认知性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谋划可以及时有效地注入贯穿在艺术生产过程中，而艺术实践的细微环节和艺术成果，又丰富着艺术思维和审美理论的框架和内涵。这种大布局、全指导、无阻隔、多融入的文艺理论与实践互渗共生、双向同构方式，对推动艺术优质生产和体现文艺评论价值，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般而言，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要么对文艺创作、艺术思潮、作家流派等在宏观态势上提出理性思考，具有显著的知识性、学理性、科学性特质；要么在艺术生产成果问世后展开具体的作品评价，对其不足只能批评而无法更改，形成不少遗憾的艺术，批评仅能提供阅读的专业性阐释，很难前期介入，进入创作现场与创作者交流沟通，建立起创作与评论互动机制。
正是评论与创作的各司其职，出现了“两张皮”的问题，使一些创作者认为文艺理论太隔、太空、太玄，难以指导艺术生产；而一些批评家又觉得创作离开了理论指导，就会很肤浅、很盲目、很游离，形成“车之两轮”各自行走、“鸟之两翼”飞翔失衡，文学艺术整体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和影响。这是从事艺术生产和文艺评论工作者们多年来感到困惑的难题。
最近，读了朱丹枫的《路标引领远方·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启示录》(漓江出版社，2024年12月)后，才猛然感到，四川通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30年，已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两轮”“两翼”同向同步、共生共振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朱丹枫曾具体领导实施四川“五个一工程”，全程参与组织、管理、创作、评选、推荐等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艺术生产规划、文艺创作指导、创作现场交流、作品反复打磨、文艺作品推广、受众意见反馈等职务身份和资源调动能力。
他顺势而为地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发的思考、艺术规律的探索、审美取向的把握等有理有据、有节有序地融入“五个一工程”的组织生产全过程中，以思想谋划大局，以理论指导创作，以审美提升境界。
同时，他在与艺术家们的深度沟通、作品推敲，甚至具体生产细节中，完全把握和了解艺术生产各领域各行当，细致入微地推进精品生产和人才培养。这些艺术实践，不断丰富和深化着他对“五个一工程”的经验总结和理性认知。这种由理论—实践、实践—理论的领导、指导、引导的方式方法，构成朱丹枫参与四川“五个一工程”30年的艺术人生，也是这本专著的显著特色。
在文艺政策和美学理论研究方面，朱丹枫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经过30年的实践，社会影响日益深远，已成为弘扬先进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打造时代精品、引领审美风尚的重要平台，成为国家和各省崇高的文化品牌。
朱丹枫深谙艺术辩证法，对如何处理“主旋律”和“多样化”问题，有着非常精到的看法。他认为，主旋律集中地反映了个体的、社会的和民族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趋向，集中地反映他们日益发展和丰富的就是“一”。“一”是排斥“多”的；“多”样化就是“多”，“多”是排斥“一”的。
当然，主旋律和多样化，各有自己的规定性，是不能等同和混同的。就这一点而言，也可说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的意义。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对立，是以相互包含、相互反映为前提的。
主旋律的“一”，对题材、风格和方法的“一”是排斥、否定的。“一”中包含“多”，“多”中亦包含“一”。大众丰富多样的生活情趣和追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多样化文艺创作，是不能离开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因此，在多样化的文艺创作中包含着主旋律的“一”，是“多”的题中之义，是“多”的内在规定。倘若将“一”混同于“多”，也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一”，取消了方向。而“多”一旦失去方向，就可能成为某种貌新神旧的“一”的俘虏，从而丧失自身。任何现象的“多”，其中必然包含着“一”。不包含“一”在内的某类“多”的现象，是没有的。否则，就等于承认了绝对化的偶然性和无序性的存在。
朱丹枫的这种理论认识，不仅澄清了对“主旋律”与“多样化”的模糊认知，而且对于指导创作实践具有清晰而明确的意义。
什么是艺术精品？朱丹枫认为，文艺精品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首先来自深刻的思想性。这种深刻的思想性，则来自于正确的创作思想。
他以小说《苍天在上》、电影《被告山杠爷》、话剧《沙洲坪》、广播剧《共和国赤子》、电影《生死抉择》等为例，详细分析了作品的故事人物和主题，认为“正确的创作思想是一切文艺精品生产的先导，这是作品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前提。正所谓，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是作品成功的关键”。强调精品生产不是重蹈“主题先行”的误区，更不是要求文艺作品成为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以正确的创作思想观察生活，理解现实，升华历史，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体悟中，熔炼出崇高的思想感情，提炼出深刻的主题。
他进一步展开指出：“曾有一些人认为，主旋律就是单纯地呆板反映改革开放和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业，只要选好重大题材，政治性、思想性强一点，艺术上弱一点无关紧要。这一观点是十分狭隘片面的。主旋律作为时代强音，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和社会的本质要求，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和宽广，不管是现实重大题材、历史题材，还是日常生活题材，只要在思想开掘上有深度，艺术表现上有感染力，都可奏出主旋律。”
朱丹枫在指导艺术生产中，遇到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反思的是，近年来有一些作品仅仅热衷于外在形式的包装，就以为是创新，如一味追求服饰、灯光的华丽，设计的精美，而对作品贫弱的思想内涵和苍白的艺术表现力淡然处之，往往投资甚巨，收效甚微，事倍功半。还有一些作品急功近利，仅仅是为了阶段性的评奖或配合某一大活动而创作，缺乏严谨的态度，急于将作品出炉，人为炒热，以图回报。结果是难有突破，难有作为。这些都与艺术的创新原则相悖离，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
关于文艺的社会效果，朱丹枫从接受美学和社会传播的角度作了研究，认为社会效果实际上反映了各种人群对文艺内容的不同要求。社会效果的好坏，应以人民群众的意见为主，不能简单地以歌颂或暴露为标准。现实生活中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反映在文艺中也必须有歌颂、有暴露。有些作品粉饰世界，使一些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对复杂的社会缺乏全面认识，使得他们一旦接触到生活的阴暗面，便不可避免地在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甚至混乱，也因此产生负面影响，决不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先进思想，关心人民群众和社会进步的文艺家，都极为重视文学艺术作品和上演剧目的社会效果。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写的《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就明确提到了戏剧的社会效果问题。
朱丹枫对“五个一工程”涉及到的艺术门类都作了专门研究。
他认为，电视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使人民从作品中受到启发、得到愉悦，就应当像恩格斯所说的“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
电视剧是生活典型化的艺术。电视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可能失掉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联系。电视剧主要通过塑造活生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典型形象，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影响人们的世界观。新时期的电视剧，应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着力写出他们的丰功伟绩和美的性格，写出他们饱含着血肉的崇高的思想感情。
他谈到，电视编导只有置身于生活深处，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感受、体察和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平凡的时代，才能把握住这个时代中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才能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趋向，才能在主体上凝结起强烈的时代精神。这样，电视编导才能完全在熟悉的生活领域里，将时代精神充分而自由地表现出来。
关于戏剧（刊物、剧本、演出）在一度时期被观众（读者）疏远和冷淡，朱丹枫分析，是因为有些剧作远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大众。有的剧作表现自我主观情绪和感受，有的干脆写心理变态或精神病患者，把这种幻觉和幻象演绎在舞台上；有的剧作强加抽象深奥的哲学议论，与剧作形象脱节，使观众难以理解和接受；有的剧作在美学目标不清的前提下，过分热衷于技法的展览，带有很大的猎奇性和盲目性。
他认为，社会变革不但不会使戏剧跌落，恰恰相反，它可能成为戏剧繁荣的契机。19世纪中叶后，挪威和俄国在世界文学（戏剧）中充当先锋，都是当时社会的猛烈震荡所促成的。戏剧的实践证明，与新的时代相结合，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戏剧的生命。在中外戏剧史上，没有一个戏剧家是因为冷淡、疏离时代而成为大家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间，戏剧作品与观众（读者）的关系是紧密而融洽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方凌轩”“玉兰”“罗心刚”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一个部长、一个市长。原因何在？主要是作品内容密切关注、反映了现实社会和人民的思想意志、情感、命运和心声，成了时代愿望的体现者和时代精神的表达者，显示了戏剧艺术的思想光辉。其次，是作品形式在保持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又有着许多容易被观众接受的发展与突破。这种符合历史进程又适应观众要求和趣味的作品，自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与赞赏。
他认为，四川的戏剧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演进发展，已形成自己的气候、规模和传统。如《死水微澜》有机地糅入川剧的表现方式与西方戏剧的时间的间离，将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感情悲剧渲染得淋漓尽致；《李白》一反人们对他“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思维定势，抓住了他身上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两端心态。
据此，他给出四川戏剧以期望：表现动人心魄的人文内涵，体现严肃精良的艺术追求，展现小人物的命运和平凡人生，主张在当代戏剧题材多样化的选择中，加大对平民题材的选择。
除文艺理论的探讨外，朱丹枫对电影《生死抉择》的审美特色和艺术效应、中美电视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和《家有儿女》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比较、谍战电视剧《潜伏》《誓言永恒》《英雄无名》《悬崖》《黎明之前》的人性与信仰等，都作了精到的研读和评论。
其批评方法颇有意思，不仅善于抓住作品主题，予以条分缕析的细读详解，通过故事人物和包孕性的细节阐释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还列出人物对比图表，让人一目了然地明白中美电视情景喜剧的各自特点。我认为，这种评论方法的运用，是值得称道的。
收入本书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文章，是朱丹枫撰写的“五个一工程”第一至十三届的四川历届获奖作品评论。从《厚积薄发 偶然得之——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第一届“五个一工程”（1991年）影视剧获奖作品述评》，到《加大选题策划含金量——四川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12—2014年）获奖图书综述》，加上《文艺路标引向未来——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启示录》，共25篇，涉及电影、电视剧、戏剧、广播剧、歌曲、文艺类图书等历届获奖作品。
一般而言，作为组织者，每届作了部署，看看简报总结之类就尽职了，但朱丹枫几十年来对文艺评论情有独钟，从第一届开始就坚持对历届获奖作品予以研究，从艺术生产规律上分析创作得失与经验，为“五个一工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和深化细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本书中《时代精神的光荣绽放——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创作思考》一文，是朱丹枫全程参与作品创作制作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体会，对中国电视剧创作制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朱丹枫作为具体工作的责任人和执行者，历时10年，有效集合国内最权威、最优质的创作资源和制作力量，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完成了这一部鸿篇巨制。在全国第12届（2012—2014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荣获年度特别奖。
朱丹枫深切体会到，改变命运带来的震撼力、家国情怀唤起的感动力、时代精神催生的奋进力，是这部电视剧“抓人”“走心”“提神”的关键。电视剧生动展现了那段特殊时期的历程及细节，如小平同志在高考招生方针上放宽政审，取消“单位同意”的明确指示；为“三只鸭子”的拍案而起；电视剧塑造的陈景润、苏步青、李国豪等专家学者形象；描述金锁、建红、田源放弃大学，追求理想的骇俗之举等，让观众从心底生出最温暖的情愫。
伴随“五个一工程”建设30年，这份责任与使命极为不易，极其难得，个中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自知。本书《前言》总结道：“四川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走过了13届30年的坚实历程，硕果累累、成就喜人，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它在30年的征程中见证了四川文艺的辉煌历程，记录了四川文艺成长的艰难曲折，镌刻着四川文艺不断实现审美超越和文化自觉的蹒跚步履，更昭示着四川文艺的可能性走向与必然选择。”
在《文艺路标引向未来——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启示录》中，朱丹枫总结了四川组织实施“五个一工程”建设和精品生产的实践经验，即“五个结合”：参与指导，真抓善管，注重正确思想引导与尊重创作规律相结合；虚功实做，力求实效，注重宏观管理与搞好微观服务相结合；以我为主，夯实基础，注重精品生产与培养吸引人才和带领队伍相结合精磨细琢，追求完美，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统一”和领导、专家、群众“三满意”相结合；推向市场，力求“双赢”，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这经验来自实践，鲜活生动，有的放矢，是艺术政策的生动诠释，是文艺创作的理性认知，是艺术生产的规律探寻，也是“五个一工程”特有的组织、管理、生产、品牌、传播理念和方式。如今“精品迭出，人才辈出”的“五个一工程”，正在发挥着激励、导向、示范、精品、育才的巨大作用和审美效应。
朱丹枫把30年来经历的人物和事件、创作和作品、思潮和现象以及与作家艺术家的交往交流，用理性思考的文字予以记录，汇集成本书，让读者回望四川“五个一工程”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具有亲切而独特的文献意义。
是为序。
（《路标引领远方·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启示录》，朱丹枫著，漓江出版社，2024年12月）
作者简介
李明泉，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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