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快评再次将矛头直指农村高额彩礼顽疾。文件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7年来第6次点名“高额彩礼”，如此高级别的文件，连续反复提及，可见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
彩礼本为“六礼”之一，最初的意义是男女结成夫妻，男方表达对女方的尊重，也是两个家庭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在传统观念里，适度的彩礼是对婚姻的重视和承诺。但不知从何时起，彩礼金额一路飙升，一些农村地区彩礼金额在30年间翻涨数百倍，更有“万紫千红一片绿（10000张5元紫色，1000张百元红色，若干50元绿色人民币，总额超过15万元）”“一动不动（一动指汽车，不动指房产）”“三斤三两（百元钞票三斤三两，约13万元）”等所谓流行说法。
高额彩礼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对于许多农村家庭来说，为了凑齐彩礼，父母们辛苦积攒多年的积蓄瞬间清零，甚至“因婚致贫”。一些年轻人“举债成亲”，刚刚步入婚姻殿堂，就不得不面对经济压力，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夫妻之间也可能因为彩礼问题产生矛盾，给婚姻埋下隐患。从社会层面看，承载祝福之意彩礼，如今却因传统观念固化、性别比例失衡、经济攀比等因素，演变为“面子工程”和家庭负担的代名词，高额彩礼加剧了农村“娶妻难”的问题，婚姻沦为物质交易，女性被物化，影响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稳定，也扭曲了婚姻的本质，让爱情在金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异化正形成恶性循环：越是经济薄弱地区，彩礼要价越高；彩礼越高，年轻家庭负担越重，脱贫成果越易反弹。
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一方面，攀比之风盛行，彩礼成了衡量家庭面子和社会地位的标尺，“别人有的我不能少”，导致彩礼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家庭将彩礼视为养老保障，或是对女儿未来生活的一种经济补偿，赋予了彩礼过多的经济功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综合治理”，恰似一套刚柔并济的“组合拳”，直指问题核心，其策略可概括为“三效合一”：一是明确制度约束，要求通过村规民约设定彩礼上限、建立“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形成“软约束”，同时法治手段严厉打击婚托婚骗，细化民法典中“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界定，提升违法成本，保护农民权益；二是强调文化引导，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搭建公益性婚恋平台，推广“零彩礼证书”、集体婚礼等新风尚，以榜样力量重塑婚恋观；三是提升经济支撑，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增收渠道，缓解家庭后顾之忧。只有物质基础稳固，农民才能更关注婚姻质量而非彩礼金额。
整治高额彩礼，是倡导文明乡风的必然要求。实际上，近年来中央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构建文明乡风的政策要求一贯而鲜明，各地早已涌现了鲜活案例：江西永丰的一对教师夫妇，在婚礼上以“零彩礼”打破惯例，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宁夏为“零彩礼”新人发放景区门票优惠，让文明婚俗有了经济杠杆的撬动；河南淅川法院开辟“彩礼返还快审通道”，对涉婚约案件快调快判。这些实践揭示着治理逻辑的转变：既要用自治公约划定红线、以法治手段筑牢底线，也需用文化浸润消解心结——妇联搭建的公益婚恋平台、共青团组织的集体婚礼、党员干部带头签订的移风易俗承诺书，多头并进，重构“重情轻财”的集体认知。
移风易俗绝非一日之功，需“常抓不懈、绵绵用力”，既要坚决反对陋习，又需为农民提供出路。政策需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宣传需贴近生活，让新风尚成为主流话语。当年轻人不再被彩礼压垮，当婚姻真正成为爱的港湾，乡村文明方能重拾淳朴底色，也唯有如此，“幸福”才能成为婚姻最厚重的彩礼。
三农快评——从三农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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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中国三农发布评论员
视频剪辑｜郭柄杉
摄像丨徐豫
编辑丨宋锐
主编丨蒋琳
监审丨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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