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雨萌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12月13日至17日,由四川大学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协办的“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中的三星堆:九十年后的国际省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新西兰等国家的22位学者围绕三星堆技术、艺术、资源、信仰等一系列话题展开深入的分享和讨论。研讨会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就“三星堆早期发掘与中国早期考古学”这一话题展开分享,深入探讨了九十年来三星堆发掘对中国考古的作用和意义。
霍巍就“三星堆早期发掘与中国早期考古学”这一话题进行分享。丛雨萌 摄
早期考古纵流汇聚
三星堆发掘首开其端
2024年是三星堆科学考古九十周年。从1927年燕姓农户疏浚自家水渠发现玉石器,到1934年月亮湾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九十年来,三星堆考古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令世人瞩目的发现。回望历史,霍巍将90年前三星堆的初次发掘定义为“里程碑”。他认为,其意义不仅在于与北方中原地区的殷墟发掘南北呼应,更为夏商周三代考古、在西南地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作出贡献。与此同时,这次挖掘也将古蜀文明的探索第一次与地下考古发掘画上等号,让巴蜀古史研究等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同向同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发掘也是西南地区第一次涉外考古的科学尝试。“通过大量资料可以窥知,当年中外学者之间的合作,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三星堆的一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霍巍列举了诸多考古实物、相关文献档案和早期研究论述,进一步介绍了当年中外考古的研究过程与收获。
三星堆早期发掘有哪些可继承与再次发掘的遗产?在现场,霍巍详细展开论述。在中外合作方式与具体操作层面上,当年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关键词——中方导向。据他介绍,中方在三星堆首次发掘中,是主要的承担者,由广汉县政府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合作参与发掘,在当年错综复杂的政府、军队、民间等关系中,因其有效规范开启切实可行的合作途径,才能让挖掘顺利进行。
九十年前的考古是否规范?霍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介绍,当时的专家学者并没有盲信曾经的信息,而是首次将地形学与类型学在发掘中进行结合运用。发掘结束后,还特意将准备工作、实施过程使用仪器设备、定点发掘方法、出土资料整理归类形式等都向公众做了交代,“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次科学的、规范的考古发掘。”
除此之外,在文物资料的归属上,首次发掘也进行了明确定义。当年的所有材料都由广汉县政府接收,后转赠给华西医科大学博物馆。“服务大众就是当年团队的宗旨。”实际上,当年的考古发掘就开始注意到公众展示与宣传的重要性。除了为文物设立展柜,当年还在广汉市的文庙中进行现场展出。“这也是第一次让老百姓看到了考古发掘是什么样子。”
发掘古蜀辉煌历史
文化多元一体开启新篇章
“两位中国学者在三星堆早期发掘中作出的贡献很值得我们注意。”据霍巍介绍,四川大学“老学长”郭沫若与林名均在三星堆发掘保护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在发掘后不久,就专门来信向另一位参与发掘的学者要了所有的资料,看完后他写了一封回信。”郭沫若在看过三星堆考古发掘材料后就认为:“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与此同时,他还将这次发掘称为“华西考古学的先驱”。
郭沫若对三星堆的“初印象”,也被同时期的其他学者认同。林名均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中写道:“广汉遗物与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关相似之处,则古代蜀文化受于中原文化之影响,实不难窥见其痕迹。”林名均进一步指出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痕迹,而有意思的是,当年并没有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只有少量的玉器、石器问世,在此基础上,林名均提出了“文化多元一体”的主张,他认为“故谓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之文化,亦无不可。则广汉遗物对于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其甚有贡献也。”而霍巍认为,这样将中国文化的发源地特性进行梳理总结,再将每个地区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江河,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梳理的部分。
《三星堆考古九十年》套书。主办方供图
整理三星堆初次发掘的科学考古资料,是学者们一直以来的坚持。四川大学为纪念三星堆科学考古九十周年,编辑了《三星堆考古九十年》套书。在《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一书中,首次揭露了不少珍贵文物档案。“包括当年发掘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以及相关档案文书、研究论文、照片等资料,其中有部分珍贵档案资料是首次集中向社会公开,以期为三星堆早期考古研究提供一份科学、翔实的史料。”霍巍介绍,虽然当时西方考古学初传中国,加之当时发掘者所受的考古学训练有所不同,因而在具体的发掘技术、操作方法、记录体系等方面都还存在不足,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却不可忽视。
九十年来研究三星堆与古代文明的智慧结晶,则凝结在《三星堆研究九十周年成果精粹》中。霍巍介绍,该书是四川大学三星堆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同仁对近百年来三星堆考古和巴蜀古史研究中的一些代表性重要论述的精心选编,某种程度上也是近百年来三星堆考古和巴蜀文化学术史的概括与总结,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星堆科学研究的历程。“尽管伴随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尤其是三星堆考古不断取得新的科学资料,这些论述当中的一些观点和资料的利用都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这或许也正是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学术方法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体现。”他透露,这次选编,经征得原作者或其后人同意后,除注释统一调整为脚注格式外,原则上都按当初发表时的原文录用,以作为学界的回顾参考,保留探索者真实清晰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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