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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英拐卖儿童案，10月25日重审一审宣判。此次重审，被拐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如何看待这起案件的复杂性和法律影响？打击拐卖儿童，公安机关取得了哪些新成果，又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闻1+1》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陈士渠，共同关注。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接下来的量刑会如何？
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详情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表示，按照现在余华英的上诉情况来看，二审程序的量刑取决于二审法院最后的审理结果。最终的量刑能否有所改变，取决于案件的证据和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情况。
二审程序结束以后，死刑案件不能够立即生效，还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以后，判决才最终会发生法律效力。
判决都是死刑 余华英案为何还要重审？
程雷表示，从两个方面讲——
该案件是一起多被害人的案件，在之前的审理过程中，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如果快速处理掉前11个被害人的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甚至执行以后，新增加的6个被害人就无法找到最终承担责任的责任人。
司法程序的重要价值作用，就是要实现正义，但是正义需要时间。对于刑事案件而言，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
从司法角度看，余华英案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程雷表示——
从社会公众的视角来看，这个案件实属罕见。发现了新的漏罪，且数量之多，再次发回重审，这体现了司法更精细化，更追求公正。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过去大部分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案件，是长期“定放两难”的疑难案件，从二审发回一审，反复折腾。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的时候，专门限制发回重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只能以一次为限。但是此次余华英案不同，出现新的事实（新增6名被害人），可能需要认真考虑。
对被害人和他们的家庭
司法救助能做什么？
程雷说，之所以要重新审判，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给所有的被害人家庭正义，实现对他们权利的救济。
除此以外，按照现在两高工作机制的规定，可以申请国家救助。国家对犯罪的发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这是政府责任，是一种补偿责任。被告人承担直接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政府在被告人不能承担的责任之外，有救助补偿的责任。
打击拐卖儿童
寻亲救助体系在如何完善？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陈士渠表示，目前拐卖儿童案件的“积案攻坚”是公安机关开展打拐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团圆行动”，对历年未破的拐卖积案要全部重新梳理，然后逐案研判。部分案件是部里直接挂牌督办，通过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争取把每一个被拐的孩子都找回来。
2023年盗抢类拐卖案件实现零发案
陈士渠介绍，目前盗抢类的拐卖案件在2023年已经实现了零发案。希望广大群众发现来历不明的儿童和拐卖犯罪线索的时候，要及时报警。公安部会不断采取措施，强化打击和治理的手段，争取早日彻底消除拐卖儿童的案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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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王元 主编/柴婧
编辑/裴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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