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灵渠四贤祠内竖着一块“湘漓分派”的碑刻，由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任桂林知府的查淳所书，他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月勘察灵渠时写下一首绝句曰：楚粤分疆水不通，秦劳郡监利无穷；当年只为军粮计，商贾千秋感泽同。
灵渠内有“湘漓分派”碑。
灵渠最早是秦始皇为统一岭南保障军需供应而建，“只为军粮计”，如今是中国古代边疆水利的代表性工程，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是连接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水上交通咽喉，在促进秦汉以降国家统一、南方边疆稳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千载灵渠，因其重要的功用，历经数十次大小疏浚。这自然与其水文地形、工程技术水平息息相关，更是对当地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地方财政、管理制度的极大考验。灵渠的通达和湮圮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治渠官员是否以民为本、敢于担当、勤政务实、清正廉洁。
千年大计 几经变迁
历史上灵渠的功能经历了多次变迁，至今绵延不绝。
历史上，灵渠的功能经历了多次变迁，秦朝开凿灵渠的主要目的是运输军粮，此后，灵渠还发挥着经济贸易、水利灌溉等重要功能。
灵渠的开凿，为秦军顺利南下、统一岭南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分五路南征百越之地，因遭到本地西瓯越人的激烈反抗，陷入长期的艰苦战争，秦军后勤粮饷供应困难，监御史禄被任命凿渠运粮。秦始皇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间，监御史禄督率士卒成功开凿了灵渠，连通了中国南方的水运网，秦军及时得到粮草和兵源补给，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
此后，灵渠一直担负着重要的军事运输职责。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兵分四路平定南越，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征讨交趾之乱，这两次南征队伍都途经灵渠进入岭南地区。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由盛转衰，岭南政治军事形势风云突变，灵渠的军事运输作用至关重要。晚唐宝历元年（825年），桂州刺史、桂管都防御观察使李渤疏浚灵渠河道、建造铧堤、修建陡门，大大提高了灵渠通航效率。咸通九年（868年）九月，鱼孟威开始大力整治灵渠，疏通了岭南内河航运，完善了中原至安南的军事运输网络。
北宋至明清时期，随着岭南漕运与灵渠民间航运逐渐兴起与繁荣，灵渠的经济贸易功能愈发重要。
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灵渠应是岭南交趾七郡贡品北上，进入中原地区的重要水上通道，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灵渠沿线陆续发现了汉代、唐代的胡人俑，说明灵渠在连接中原与岭南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唐宋南方漕运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灵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宋史·李师中传》载“桂州灵渠故通漕，岁久，石窒舟滞，师中即焚石，凿而通之”。降至元明时期，粤盐是灵渠水上运输的重要物资，地方官员不得不定期修缮灵渠。入清后，灵渠上的滇铜、粤盐、湘米等商贸运输事务更为繁忙。
此时，灵渠发挥的功能包括水上交通、水利灌溉、商品贸易、湘米南运以及运输滇铜。自16世纪以来，灵渠成为中国南方水运网络的重要一环，连接着岭南地区、西南地区、长江流域及京杭大运河，也可南下广州、合浦，进入广阔的海域，为促进岭南与中原、东南亚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是历朝立国之本，水利灌溉至关重要。灵渠沿线地区拥有良好的水资源条件，灵渠水利灌溉功能的凸显与唐宋以降桂林本地军民人口增加、农田开发息息相关。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全国各地不断垦荒农田、兴修水利。熙宁前期，摄兴安知县的李忠辅修浚灵渠、恢复前人的水利灌溉设施，灵渠两岸田地受益颇多。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明实录》记载地方官府修复了灵渠堤岸与36座陡门，说明灵渠灌溉作用的重要性。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严震直主持大修灵渠时，修复了灵渠沿线的 24 处灌田水涵，灵渠沿线地区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
清雍正八年（1730年），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和广西巡抚金鉷等人大修灵渠与临桂县相思埭，鄂尔泰在《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中，记载两渠共灌溉数万亩农田。乾隆二十年（1755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再次疏浚灵渠与相思埭，灵渠两岸“农田之赖以灌溉者，不知其几千百亩”。
1949 年以后，广西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挥灵渠的灌溉功能，通过全面修复灵渠水利工程，兴建支灵水库、泥堰水库、金沙冲水库、南岔塘水库、洛塘水库等，兴修灵渠总干渠、一支渠、三支渠、严关干渠等水渠，形成了以灵渠南渠、北渠为中心的水利灌溉网络系统。至2017年底，灵渠灌区的总灌溉面积达到4333公顷，其中水田为2689公顷，灵渠灌溉区成为兴安县重要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生产基地。
屡坏屡修 巍然不毁
据统计，历朝历代地方官员对灵渠共有37次疏浚。不少官员不遗余力地治理屡坏屡修的灵渠，事迹至今被地方民众称颂与感念。
灵渠对于边疆治理具有极强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从某种程度而言，灵渠修筑情况展现了中央王朝对岭南边疆的统治能力，也是地方主官治理能力的“晴雨表”。
当中央政府励精图治、实力雄厚，委派的地方主官奉公勤政时，灵渠则通行无阻、水润万民；而当中央政府自身疲敝积患，地方吏治废弛时，灵渠便不复过往的辉煌。
以唐代为例，晚唐宝历元年（825年）李渤与咸通九年（868年）鱼孟威先后两次大力修浚灵渠，及时应对岭南边疆变乱。
李渤因直言敢谏，得罪了朝廷宦官，多次被贬黜外任，宝历元年出任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他南行经过灵渠抵达桂州时，目睹灵渠因年久失修，河堤崩坏，水运不畅，灵渠沿线田地荒芜，地方百姓不得不冒险逃离。因此他上任之初就着手大力修浚，经过实地考察勘测，他在前朝旧迹基础上疏浚灵渠河道，建造铧堤，将上游的海洋河水劈作两半，分别流入南渠、北渠，并在南北渠口至少修建了2座陡门，大大改变了灵渠的面貌、提高了通航效率，往来船只因此“不复稽涩”。
可惜的是，或许是限于地方财政，或许是负责施工的地方官员敷衍了事，疏浚灵渠堤堰、南北陡门时，使用了并不坚固的竹木材料，工程质量较差，抵挡不住洪水的肆虐冲击。没过多少年，灵渠就再次湮圮，“尚或杂束筱为堰，间散木为门，不历多年，又闻湮圮”。
随着灵渠圮坏阻滞，桂州不得不征调地方百姓拉纤，这无疑加重了地方百姓的负担，因此遭受“役夫牵制之劳”的本地民众纷纷大量逃亡，“且逃且死，无所诉怨，殆十七八矣”。
自晚唐会昌年间以后，南诏国大举进犯安南与广西，唐王朝征调大量岭南以北的诸道军士前来支援，需要运输大量军需粮饷，灵渠水上军事运输的重要性由此被大大凸显。
咸通九年九月，在桂州戍卒庞勋兵变之后，黔中观察使鱼孟威抵任桂管都防御观察处置使兼桂州刺史，鱼孟威其人其事，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他在赴任途经兴安时细致考察了灵渠，询问地方官员、耆老灵渠衰败的缘由，末校刘素回答称老百姓忙于迎来送往、供奉军队粮草，甚至被征召充实军队、承担各色夫役等，耗尽钱财、穷困潦倒，无余钱疏浚灵渠；鱼孟威闻之，内心不胜震动，决定再次全面修浚灵渠，命刘素具体负责。此次疏浚工程始于咸通九年九月，至咸通十年十月竣工，历时十三个月，“凡用五万三千余工，费钱五百三十余万”。
他在此次修筑中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悉用巨石堆筑铧堤，绵延四十里；悉用坚木排竖斗门，斗门数量增至十八重，“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他在《桂州重修灵渠记》文末说明撰写此文目的：“叙民之艰苦，实犹斯渠，冀后之居者不阙其修，行者不毁其修，长利民而已矣”，希冀后世要定期维修灵渠、爱护灵渠，发挥灵渠利民的功效。鱼孟威此次大力整治灵渠，疏通了湘江至漓江—南流江的咽喉之地，完善了晚唐时期中原至安南的军事运输网络。
如此直至明清时期，朝廷对灵渠的维修始终非常重视。在这一时期，灵渠航运进入高峰期，承担着运输粤盐、湘米、滇铜、商业货物等多项功能。同时，随着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灵渠上又修建了许多的堰、坝，造福两岸人民。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主持维修灵渠的广西巡抚陈元龙称赞道：“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
廉勤之风 流淌不息
后世官民感念史禄、马援、李渤、鱼孟威修渠之事，创建四贤祠。
古往今来，一代代官员为保障灵渠的正常使用和维护渠道廉政勤政、夙兴夜寐，终得青史留名，激励后人。
《国语》载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李渤与鱼孟威二人为灵渠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世官民感念不已，将他们与史禄、马援合称为四贤，并创建了四贤祠。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也儿吉尼创建灵济祠时，也将他们二位供奉在祠内，黄裳撰文《灵济庙碑记》称赞：“唐观察使李渤始为铧堤以固渠，作陡门以蓄水，而防御使鱼孟威复增修之。更四贤之勤，历秦汉暨唐而后，其制大备。”如今，灵渠四贤祠游人如织，前来瞻仰祭拜先贤的本地百姓与各地游客不断。
凡有抱负和干劲的地方官员，都将疏浚整修灵渠作为自己为官一任时的重点工程。在这之间才干卓越者，则被视作官场中的榜样，其精神和作风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
曾于康熙末年担任广西巡抚的陈元龙不仅重建了灵渠石堤、陡门，还凿石开滩、疏浚了灵渠河道，后官至礼部尚书。乞休致仕后，大约雍正九、十年间，长芦商人查日乾带儿子查礼拜见陈元龙时，陈元龙谈及广西特有的风土人情与为政广西的一些政绩，“教养蛮氓、保障疆圉，设讲读之堂，立茕孤之院，及经营灵渠之事”。
查日乾语重心长地教诲查礼道：“儿谨听之，夫士君子出膺民社，政绩得彰彰如是，庶称不愧。异日汝或治其地，当效则前人，以继其业、崇其功也。”勉励查礼他日若为官，要以民社为重，效仿前人，继承志业，做出一番大事业。
冥冥之中，二十年后，查礼果真来到广西任官，他以庆远府同知负责查勘、督修灵渠之事，“果官于粤，且身遇灵渠复修之时”。有趣的是，陈元龙修筑灵渠事在康熙五十四年，查礼恰好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何礼甫生之岁，即定再修之人耶？”灵渠飞来石上有一则摩崖，记载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御史严震直奉敕来兴安修筑灵渠，协办之官也是庆远府同知皮南玉，查礼感慨道：“异哉！何此渠之功，必此郡之丞来修之耶？其数也耶！”一切都是那么巧合，抑或为“数”也哉？
查礼果然不负众望，乾隆十九年九月至二十年四月间（1754—1755年），他负责查勘、督修灵渠工作，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很快得以升任广西太平府知府（今广西崇左市），后官至湖南巡抚。
如今，古老的灵渠依旧奔流不息，与周遭的山水交相辉映。而那些在悠悠岁月长河中修渠、护渠的身影，从未远去。
（本文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