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流不尽秦时水，西望长陪太守祠。”在都江堰岷江东岸的二王庙东侧，有镌刻着这样两句话的两根石柱静静矗立，往前50米的栏杆之外，被鱼嘴分流的岷江水奔流不息。
都江堰堰址千年不变、功能不减。
这里曾是都江堰灌区百姓为纪念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修堰之举而建的丁公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场大水将该祠冲毁，但神奇的是，这两根石柱却意外保留了下来，仿佛诉说着都江堰水利工程2000多年的悠悠岁月。
治水者，天工开物。和黄河一样，长江流域也有着悠久的治水史。作为其中的代表性工程，都江堰既是工程学上的明珠，更是治理学上的奇迹。它的缘起在于解决水患，在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历朝历代的为政者又不断对它进行维护和修缮，使其兼具防洪、灌溉和航运功能，绵延永续、长盛不衰。
一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筑和“岁修”史，也是一部勤政爱民和崇德尚廉的历史。从“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工程家智慧到“岁勤修、预防患”等对为官施政皆有启发意义的经验之谈，都江堰为后世留下的精神遗产不断丰富迭代，滋养后人。
源头治理 泽被千秋
由于岷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从高海拔地区至成都平原垂直落差很大，故而古蜀水患频频。蜀地有时因洪涝被称为“泽国”，有时又因干旱被比作“赤盆”。
据《蜀王本纪》载：“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望帝即杜宇，鳖灵即丛帝开明，当时是望帝丞相。玉山即玉垒山，“望帝不能治”，说明望帝杜宇治水未能成功。最终由开明来想办法解决。
但从根本上解决成都平原的水患问题，还是得等到李冰登上历史舞台。
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公元前277年，秦昭王委任熟天文、识地理的李冰为蜀郡太守。
李冰治理水患和修筑都江堰的过程，充分诠释了从源头切入解决问题，科学务实的态度、理念。他从源头切入，前期充分调查论证，找到问题症结；中期因势利导，根据地势地貌、水势水量和季节变化进行治水；后期总结经验，形成岁修口诀和制度，确保都江堰清水长流。
他亲自勘察调研，全面了解蜀郡的水情地势，科学选定了动工的堰址，在充分论证实验后，才着手治水。他采用火烧水浇的方法和当时最先进的铁制工具，用数年将玉垒山凿出口子，最终形成引水的宝瓶口。
李冰秉承“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思路，选取岷江出山口江面中心的沙洲，修建了鱼嘴分水堤，减缓水流的冲击。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他又带人在鱼嘴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
“从现在可考的资料查证，不同朝代时期，鱼嘴的位置不断在变迁，有的比现在靠前，有时则往后退，有时是往左边偏着的，有时又往右边偏着。但是这种变迁恰恰代表着各个时代人们对这一水利工程的积极探索，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水情需要。”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博馆员付三云说。
堰内的河道、鱼嘴等虽随时代有所改变，但堰址千年不变、功能不减，正是因为治水过程中，李冰坚持从源头治理水患，直切要害，选址精准。加之因势利导将水流分而制之，彻底解决了困扰蜀地百姓的水患。从此岷江清流，绵延千里，都江堰成为濯锦清流之源。
其实为官治民和治水的道理一样，后世许多官员遵循李冰的理念，把握源头治理的重要性，将修整都江堰当作头等大事。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专门岁修制度。《宋史·河渠志》记载，每逢冬春之时，岷江水位下降，便会对工程进行“体检”和“治疗”，每年一次，故称之为岁修，明清以后，岁修成为不可更改的制度。
因修筑都江堰的功绩，李冰被后世尊奉“功追神禹”。蜀地也因此孕育出独特的“川主”信仰。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会长、都江堰市廉洁文化研创会副会长王国平介绍，从汉代起，国家就开始对李冰进行敕封。从唐代开始，祭祀李冰由民间活动升格为国家行为，纳入官方的正式祭祀范围，每年春秋两季采用“少牢”之礼隆重祭祀李冰，由地方官员主持祭祀。李冰在宋代受到了空前的礼遇，祭祀活动与五岳同一级别。明代沿袭元代祭祀李冰的旧典，在春秋两季由任职四川的官员和当时在四川巡视的中央大员亲自对李冰进行隆重祭祀。清代掀起了祭祀李冰的高潮，先后为李冰加封了“敷泽兴济通佑王”“通佑显英王”“通佑显惠襄护王”等封号，并提高了都江堰放水节规格以示对李冰的尊崇。
但因历史材料惜墨如金，很长时间里，后人们对李冰的事迹将信将疑。
直到1974年3月，都江堰渠首进行安澜索桥的迁建工作过程中，民工在河中挖到一尊大石像。石像高2.9米，重约4.5吨，身着秦冠服，两袖和衣襟上，有三行浅刻隶书题记，中行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袖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右袖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专家据文字推断，此像应为李冰石像，刻造石像的时间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
如今，这尊石像被安置在都江堰景区伏龙观前殿正中，让李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照进了现实。
以民为本 急民所急
在很多人心中，蜀地的富饶与都江堰有直接关系。人们常念及李冰修筑都江堰，却很少关注在建成后的漫长岁月里，后人对它的不断维护和修缮，创新和拓展。他们面临的困难和任务不同，但不变的是以民为本的初心。
都江堰景区内，通往伏龙观有一条笔直的“堰功道”，道路两旁设有秦汉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治水建堰的12位有功之臣塑像。他们如一座座治水的丰碑，屹立在岷江之畔照耀后人。
“都江堰的持续使用和长盛不衰，既得益于其科学选址、科学设计、科学建设，更得益于后世千千万万个‘李冰’。他们在继承李冰‘工匠精神’的同时，也在坚守‘造福于民’的初心。2200多年来，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对水利工程进行细心维护、修缮和拓展，成就了今天的都江堰。”王国平说。
后世常把四川称为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但最初修筑都江堰，是为杜绝水患。其灌溉功能源自后人不断的开发利用。
“在古代，粮食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自汉代以来，许多治蜀官员将其灌溉功能不断扩大，惠及广大百姓，造就物阜民丰的景象。”付三云说。
其中，西汉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的文翁是扩大都江堰灌溉效益的第一人。他主持在太平堰鱼嘴处开通蒲阳河，引水灌溉蒲阳地区，将都江堰灌区向成都平原北面扩大，在彭县、新繁交界处与湔江汇合（称青白江），增加灌溉面积一千七百顷。文翁开通蒲阳河，扩大灌区，使四川农业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三国时期，诸葛亮治蜀时也极为重视都江堰的作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征，认识到“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于是，他首次专门设置了堰官，主管都江堰的维护，并征集兵丁1200人常年驻守，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同时他还大量兴建各类灌溉设施，被称为“诸葛堰”“小诸葛堰”。
也正是从诸葛亮开始，此后各朝各代均以渠首所在地的县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主管。直至宋朝，相关机构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都江堰岁修制度，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到了唐代，成都平原人口大增，都江堰已不能满足当时生产生活的需要，临江便于灌溉的上好良田都被少数豪强大族强取豪夺和霸占，许多普通百姓一年收不到多少粮食，生活十分贫困。
名臣高俭到蜀中任益州长史后，亲率众人扛起长锸和锄头前往都江堰，整治旧有的渠道，使之恢复功能，在故渠之外扩展出许多支渠，并制定了用水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了争水矛盾，从而使都江堰之水得到最大化利用。百姓农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增，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历史上，因当政者疏于管理或是历经战乱流离，都江堰几经严重损毁，百姓未受其利，反受其害。幸有一些官员勇于担责，大力整顿吏治，对都江堰进行大刀阔斧的维修。
宋代赵不忧赴任成都路转运判官时，发现原本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竟屡现粮荒。僚属告诉他，近年来都江堰“堰不固而圮，田失水，故岁屡饥”。“都江堰不是年年都要岁修吗？朝廷每年都拨付银两进行岁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疑惑的赵不忧赶到都江堰，看到的是堰堤坍塌、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经过彻查，他严惩了此前贪污款项、中饱私囊、以次充好的官员，并在之后的岁修工程中，亲自到工地监督。
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年），吉当普出任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到任后，他了解到在元代以前，都江堰都是以砂石筑堤，每年都有多达132处的堤防要进行治理，耗费巨大，所需兵役多则万人，少则千人，且岁修工程质量差，损毁严重。
吉当普大胆地决定将堤防缩减为32个要害堤防，对要害处集中人力物力进行重点治理，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铁制堰”“甃石护堤”的综合治理方案，堰堤用条石安砌，条石之间，用铁锭相互扣联，用桐油麻刀拌以石灰堵塞漏缝，沿堤植树“数以百万计”。他还用16000斤铁浇铸成一只巨大的铁龟作鱼嘴，并在鱼嘴前埋铁桩，以抵抗水流的冲击。吉当普的治理使都江堰水利工程维持了将近四十年无大修。
正是这样的千秋接力，才使这座古堰不断完善发展，生机焕发。
遵旧制与敢革新
都江堰的岁修和维护史中，一直有围绕“坚作”和“柔作”两种不同方法论的争论和变换。“坚作”即用铜铁等非常坚硬之物治水，也有人将其称为“砌石”之法。“柔作”则用竹笼卵石等柔性之物治水，或称“笼石”。
吉当普所处的元代，就主要用坚作之法。明代以后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比如明武宗正德年间，卢翊出任四川按察司佥事，提督水利时，对前人用铁石坚固之法修堰，完全持否定态度，成为都江堰历史上第一个批判铁石治水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这是“始肆力于堰，无复深淘之意”，并阐明了治水要“因地制宜，乘势利导”。他总结元代以后“以铁治堰”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李冰父子“深淘滩，低作堰”和竹笼卵石古法治水，疏凿都江堰。
“坚作”“柔作”本只是工程理念之争，但这样的大型工程牵涉人力物力甚多，事关地方主官的业绩，中央政府也盯得很紧。是严格遵守旧制，还是敢于有所革新？有时这也会上升到官场与吏治之争。
三官殿墙壁正中嵌刻有成都知府文焕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刻的治水《三字经》，两旁是治水八字格言。（曾那迦/摄）
今日欲上二王庙主殿，需先过山门经三官殿。三官殿墙壁上嵌刻着李冰传世治水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在六字诀的右侧墙壁上，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灌县知县胡圻主持刊刻的治水《三字经》。一旁的墙壁正中嵌刻有成都知府文焕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刻的治水《三字经》，两旁是治水八字格言。
值得注意的是，两版《三字经》在最后两句上有所区别，胡圻版本最后两句为“遵旧制，复古堰”；而文焕版本最后为“遵旧制，毋擅变。”
三字之差，中间发生了什么？付三云认为，这很有可能与丁宝桢大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事件有关。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充满了为政和人性的磨砺，官场和历史的考验。
光绪二年（1876年）秋，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次年年底上奏朝廷请求大修都江堰水利工程，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初工程开工，次年三月中旬竣工，耗银十二万九千九百余两。然而在竣工当年五月，大修工程就遭洪水损毁，引起朝廷普遍关注，之后的三年，朝堂之上围绕此事发生了三次论争。
有人主张此事是自然灾害，有人却坚持应追究丁宝桢决策失误的责任。比如，给事中吴镇就参丁宝桢盲目听信下属之言，违背“笼石”一法，导致了事情的发生。管理吏部事务的宝鋆等人也攻击丁宝桢“率更成法”“办理乖方”。
在朝廷派专人调查的过程中，大修工程修理方法是否妥当还被一些别有用心、反对洋务运动的保守官员借题发挥，用以同时攻击丁宝桢在四川进行的改盐政、裁夫马局、建机器局等事务。其间，因被人参劾，朝廷下诏，以“未遵旧制”为由，将丁宝桢等人“革职留任”。此后他们用自己的俸禄“将功补过”，努力恢复了都江堰的“笼石”古制。
都江堰景区堰功道丁宝桢像。（曾那迦/摄）
对于种种质疑和否定之声，丁宝桢顶住压力和委屈多次上奏，详报数据，据理力争。由于他极为重视工程管理，制定了完备的经费核算管理制度，把治理水害、兴修水利的每笔工程账目都算得明明白白，虽一度被罚官降三级，最终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谅解，官复原职。大修都江堰后剩下2000余两银子被用于修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南桥。
但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分管水利的成绵道官员承厚仍将此前都江堰冲毁一事归罪于丁宝桢。也许，正是因为丁宝桢这样的“教训”，文焕在刊刻治水《三字经》时，将最后三个字改为了“毋擅变”。
然而，对于丁宝桢的功过，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大力维护都江堰，重修鱼嘴，灌区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丁鱼嘴”。他去世后，百姓集资在二王庙侧建起了那座丁公祠，祭祀不断。
千年古堰流传至今，离不开像李冰源头治理、直击要害的智慧，更离不开文翁等后世为政者悉心的岁修和保养。从筑堰、修堰中孕育出来的精神、智慧、气节、作风，也成为精神激励反哺后人：常怀忧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躬行“岁勤修、预防患”，同时要有受得了委屈、说得了真话的创业干事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凝结着一代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明珠，更是中国勤政廉政史上的丰碑。勤政爱民、清白坚韧、廉洁奉公……这些廉政精华在漫长的岁月中沉淀、升华，汇入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充盈正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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