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54）丨寻回境外中华古籍，裨补中华文化完整性——专访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郑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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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观新闻记者 王国平 摄影 吴枫

“《铁冶志》，手抄本，存世孤本，明代工部官员傅浚著，系统总结了16世纪初中国的冶铁技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淮南鸿烈解》，宋刻本，存世孤本，曾经被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山东杨氏海源阁收藏，民国时杨家为救济灾民将此书出售，此后一度下落不明。”

……

这些珍贵古籍的现世，均源于“全球汉籍合璧工程”。

由于种种原因，大量中华古籍流散于境外，其中不乏中国境内缺藏的版本和品种。2017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正式启动，2018年该工程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郑杰文介绍，该项目旨在将境外所藏中华古籍的全部情况调研摸清，进而对中国境内缺藏的品种和版本进行复制、出版、整理和综合性研究，从而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藏体系，裨补中华文化完整性，在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促进国际汉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汇繁荣。

郑杰文今年73岁，虽然他的学术历程主要集中在山东大学，但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百年文化学术史的一个生动缩影。

作为国内老牌高等院校，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1985年，郑杰文考入该校研究生，跟随导师董治安攻读古代文学。

董治安同样毕业于山东大学，一直从事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和文献的教学研究工作，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董治安师承著名学者高亨。“高亨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深得梁启超的嘉奖。”郑杰文说，从1953年到1967年，高亨在山东大学任教的14年间，在古文字、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领域开一时之风气，除了引领学术潮流外，更培育了一批学生。董治安是其中之一，也被认为是高亨的学术传人，他曾穷十年之力，整理出版了高亨遗著《古字通假会典》，成为文字学、音韵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

作为高亨的再传弟子，郑杰文在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毕业时，要确定未来的研究方向，董治安对郑杰文说，高亨先生的研究有三项用力最勤，分别是《周易》《诗经》和先秦诸子。因为前两项已经有师兄继承，郑杰文选择了先秦诸子，并得到导师的支持。

关于先秦诸子，高亨先生以研究著作“多而精”蜚声海内外，涉及《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商君书》等多部著作，至今为后世学者所珍视。这也是董治安的治学重点，在他的论著成果中，子学研究论著的数量几乎占一半。

从梁启超、王国维到高亨，再到董治安，传至郑杰文，一条中国文化学术传承的脉络清晰可见，也成就了一段师生学术薪传的佳话。

留校后，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郑杰文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推出一批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先秦诸子研究成果。

郑杰文向记者介绍复制回归的股本文献《铁冶志》

郑杰文继承先师的学术志趣和治学方法，注重从文献出发，不做无根之谈。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郑杰文先秦诸子研究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先秦小说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战国纵横家文献整理与研究及墨学发展史研究。

在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中，小说家著作以其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不为学人重视，《汉书·艺文志》所载共1380篇的小说家著作均已亡佚。西晋时期，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竹书《穆天子传》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先秦小说家著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文字讹舛、章节错乱情况比较严重。有鉴于此，郑杰文对该书的30余种古本进行对校，撰成《穆天子传校释》，并进一步对其成书、流传、性质类别、学术价值、思想意义等进行了阐发，撰成《穆天子传考论》六篇。1992年，以上两部分合为《穆天子传通解》出版。学术界评价，该书对于《穆天子传》的阅读和研究，无疑有其广泛的参考价值。

同为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之一的纵横家，鬼谷子则因“上诈谖而弃其信”，也素不为学者所重视，其代表著作《鬼谷子》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郑杰文利用20余种《鬼谷子》版本，参以唐宋类书、古注中的《鬼谷子》引文，整理出一个校勘精审、注释翔实的《鬼谷子》校注本。在此基础上，郑杰文又广搜证据，对《鬼谷子》的成书年代、鬼谷先生身份、鬼谷所在地等问题作出考辨。此外，他还结合实际对《鬼谷子》中的游说程序、决策技术、揣摩要领、论辩技巧等实用性内容进行了综合论述。这一系列成果被学界称为“《鬼谷子》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在对《鬼谷子》进行深度发掘外，郑杰文还对战国纵横家及其文献进行了全面观照，先后撰成《中国古代纵横家论》和《战国策文新论》两书。

墨家与儒家在战国时期并为“显学”，但墨家之学自秦汉之后日渐式微，相关著述也大量亡佚。为填补学术界缺少全面、系统总结墨学发展史著作这一学术空白，郑杰文于2000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墨学史研究”，并在结项成果基础上撰成《中国墨学通史》一书。书中提出了“《墨子》53篇所反映的墨家学说，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墨家学团是一个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准军事化的学术结社组织”“墨家传《诗》《书》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系统”“《史记》载墨子传记24字为残篇”等一系列关于墨学史的新见解，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学术影响。

《中国墨学通史》一书出版后，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一批优秀成果，并于2009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此外，在经学史方面，郑杰文也有著述，代表作《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经学通史著作，共8卷15册，770万字。此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于2018年获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回过头看，郑杰文选择先秦诸子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继承，更开启了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重大文化工程。

高亨先生在生前曾有一个关于子书整理与子学研究的宏大计划，耗时数十年不断完善整理了一份《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手稿）。

郑杰文说，我国古代典籍主要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子部古籍全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学术文化、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方面内容，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20世纪60年代，高亨先生将手稿郑重托付给弟子及学术助手董治安。此后，董治安通过编制国家和教育部科研课题，形成了关于以“子书标点、影印等整理方式和子学专题研究”为基础内容的子书整理和子学研究课题规划，并作为学校的中长期研究课题呈报教育部等部门。

师承董治安，郑杰文立志把子书整理与研究推向深入。2010年，他提出对境内外现存子部汉籍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将项目命名为“《子海》整理与研究”。当年6月，该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郑杰文说，“子海”即“子书渊海”的意思，针对的是整个子部，而不只是狭义的先秦诸子，并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专题，使得《子海》不仅仅是一个文献整理项目，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项目。

《子海》项目启动之后，郑杰文和专家们立刻展开目录编纂、版本调查等工作。他们发现，有大量子部古籍珍稀善本藏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地区的图书馆。

如何与这些藏书机构展开合作？郑杰文说，由于与境外藏书、出版单位合作出版古籍未有先例，《子海》项目组的专家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台湾是项目组谋求合作的首站。经过不懈努力，郑杰文与相关图书馆、博物院等藏书机构及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达成了合作协议。

郑杰文亲赴台湾调查和复制古籍底本。“在台湾寻书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郑杰文说，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正值冬季，台北整日阴雨绵绵，项目组成员的皮鞋被台北的雨水浸坏了。因为要用相机为古籍拍照，几个月下来，大家的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

经过努力，2013年11月，《子海》项目首批重大成果发布，出版了《子海珍本编》（第一辑），影印重要子部古籍543种。

基于《子海》项目的成功经验，山东大学又提出了“全球汉籍合璧”的设想，对古籍的调查研究由子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

2017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正式启动，第二年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有200多个学术团队近千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作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首席专家，郑杰文主要负责工程的总体规划与组织实施，主持制定工作规章制度和原则，统筹协调各团队的工作。

“‘合璧’一词是比喻性用法，意思是将分藏于两处及以上、彼此都残缺的中华古籍，通过各类方式予以复制，然后合在一起。”郑杰文说，他和团队的心愿是将境内缺藏的古籍搜罗殆尽，以裨补中华文化完整性，呈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川观新闻记者对话郑杰文（左）

记者：古籍对于中华文明的有序传承起到了什么作用？

郑杰文：古籍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物质载体，中华文脉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正是因为有古籍文献的不断赓续传承。

浩如烟海的古籍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里面不仅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集体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更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记者：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对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有什么意义？

郑杰文：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整理、诠释与借鉴中华古籍中的思想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而古籍整理则是基础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指出：“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国内古籍调查编目工作的裨补和延续，赓续“盛世修文”文化传统的当代实践。

千百年来，中华古籍流散境外的数量相当庞大。2007年，我国正式启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至2021年普查工作基本完成。而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旨在调研境外所藏中华古籍的全部情况，与境内所藏形成“合璧”，摸清文化家底，形成完整“拼图”。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联合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学术力量，实现境外中华古籍的再生性回归。工程完成后，对内可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则可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为重塑世界文化格局、引领世界文化走向、重构世界新文化系统贡献中国力量。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主要工作内容。

郑杰文：2010年起，山东大学正式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对境内外现存子部古籍开展系统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为响应学界倡议，山东大学又提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设想，将中华古籍调查、整理、研究的范围，由子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由东亚扩展至全球。2018年11月，《“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实施方案》启动，正式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目标任务包含编目复制、整理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三方面。编目复制是基础，对境外中华古籍主要存藏机构的存藏情况进行系统调查摸底，以目验为基础编纂境外中华古籍版本目录。比对中国境内缺藏的珍稀古籍，选择其中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的中华古籍影印出版。

在编目复制的基础上，开展整理研究，进一步精选学术价值高、内容完整、学界亟需的古籍，通过标点、校勘等形式开展整理工作，同时对境外中华古籍的存藏、流布及影响开展学术研究。

基于编目复制和整理研究的相关成果，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将建设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数据库系统，使得工程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记者：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工作量庞大，团队是如何构成的？

郑杰文：截至目前，项目已在海内外组建起255个专业团队，有900余人参与其中。合璧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团队：

调查编目团队，主要负责境外中华古籍调查编目工作，联系境外藏书机构开展调查编目合作，逐步形成分馆“境外存藏中华古文献目录”，或区域性联合目录，出版《汉籍合璧·目录编》等。

复制回归团队，主要负责境外中华古籍复制回归工作，负责境外汉籍的比对遴选，与境外编目复制工作点、外派编目人员及山东省社科规划办合璧工程专项编目复制类项目课题组联系落实中国境内缺藏汉籍品种或版本的复制工作，组织书志撰写与英文翻译工作，出版《汉籍合璧·珍本编》。

精华点校整理团队，主要负责汉籍点校整理工作。协调精华编团队与合璧工程其他学术团队有关工作；负责为整理者提供学术辅导；负责联络稿件整理者并对稿件进行审核。

汉籍与汉学研究团队，主要负责《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编》学术标准和相关规章的制定与修改；负责与境外汉籍有关的汉学研究工作的学术规划与组织实施；协调和督促研究编子课题按照合同书的约定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协助工程实施办公室完成子课题成果的审查和鉴定；与国内外汉籍与汉学研究专家保持沟通和联系。

数据库建设团队，主要负责汉籍合璧数据库工作的建设规划与组织实施，开展“合璧工程”数据库建设。

记者：在全球寻找汉籍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郑杰文：境外寻书的困难非常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些境外藏书机构对日均借阅数量有限制，团队成员经常一天往来奔波几个小时、多次换乘公共交通工具，才能看到四五种古籍。

团队成员要对境外每一部中华古籍进行信息录入，再与境内古籍逐一对比，并编纂版本目录。这个目录会对古籍特征进行详细描述和记录，比如说行款、字体、边框、用纸等都要写进去，等于给它们“上户口”。

通过初核、复核、初选、复选等程序，最终才能确认一部古籍是否具备复制回归的价值。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海量书丛中发现“遗珠”的过程。

古籍复制回归后，还要经过专业、精细的校对，才能成为可信可靠的学术研究资料。团队采取五轮审校机制，最大限度消除可能存在的差错。

还有就是要与时间赛跑。现存的一些境外中华古籍，版本上限可达宋元时期，已经临近古籍寿命的极限，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并复制回来，它们可能就永久地消失了，这对中华文化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记者：目前对于中华古籍的分布，掌握到了什么水平？

郑杰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所藏中华古籍较多。中国以外，日本所藏中华古籍数量多、价值高，韩国、越南、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所藏中华古籍数量也颇为可观。

目前“合璧工程”已对五大洲至少9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个藏书机构进行了摸底调查，基本掌握了境外汉籍存藏情况，数量约为187.5万部。目前，正在开展554家藏书机构的汉籍版本目录编纂工作，已完成36万部汉籍的鉴定编目。

记者：目前找到了哪些特殊版本的中华古籍？

郑杰文：目前已发现1900多种中国境内缺藏的珍稀古籍，已复制回归1600种，其中确定出版的有1092种。

比如说《铁冶志》，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所藏汉籍中的一部。这本书国内研究科技史的学者找了五六十年都没找到，是“合璧工程”团队在圣彼得堡大学发现的。该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全面反映了16世纪中国的冶铁技术；其次，书的作者是明代正德年间工部郎中傅浚，但该书从未出版，仅以抄本形式存在，可谓是传世孤本；最后，根据卷首的印章，此书曾属于大藏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鉴于这本书的重要价值，2019年圣彼得堡大学将《铁冶志》复制本赠送给到访的习近平总书记。这对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是极大的鼓舞。

还有在日本藏书机构发现的《中山表文》，是琉球使节出使中国请求册封时撰写的奏表体式，体现了朝贡关系及琉球中山王对大中华的认同。

再比如，俄罗斯藏宋代刻本《淮南鸿烈解》、英国所藏记录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福次咸诗草》稿本等，这些古籍的回归都将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完整的学术资料。

记者：在推进全球汉籍合璧工程过程中，已产生了哪些学术成果？

郑杰文：首先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已调查了大部分境外藏书机构，初步了解了境外中华古籍的存藏情况。其次，以目验为基础完成了部分境外汉籍的版本目录编纂工作，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等一系列中华古籍版本目录。比对遴选中国境内缺藏的品种和版本，出版了《欧洲地区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日本藏中国珍稀文献》等。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部分成果。

我们又对部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境外汉籍进行了高仿影印，如前面提到的俄藏《铁冶志》和日藏《中山表文》。还精选境内缺藏的学术价值高的境外汉籍品种或重要版本，通过标点、校勘、集注、汇释等形式开展整理工作，出版《汉籍合璧精华编》（十种），且入选2023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

我们每年定期出版《汉籍与汉学》，多次获得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奖等。不定期出版《汉籍知新》，及时将新发现的境内缺藏的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引入当代学术研究的视野。

记者：我们该如何“唤醒”沉睡的古籍，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

郑杰文：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将在调查发掘境外中华古籍的基础上，对其流布及影响开展更为系统的研究，确保成果质量，打造传世精品。真正把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打造成为助力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标志性工程，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为了让古籍真貌永存，我们依靠数字化手段，建立古籍数据库。目前，已与全球20余所图书馆或藏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正在建立的全球汉籍目录数据库第一期录入书目30万余种，另有全球汉籍图像数据库、全球汉学研究论著数据库也将同期推出。

记者：应该如何依托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为世界汉学研究提供支撑？

郑杰文：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不仅是对境外中华古籍的调查登记，更是基于文明交流互鉴视角对中华古籍流布的全过程综合把握。中华古籍对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构建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古籍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布，是域外文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主和积极的选择，是多元文化视角下人文交流互鉴的直接体现。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强调世界眼光和中国关怀，既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促进国际汉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也可从域外文明对中华文化的自主选择中发掘世界文明的共通性，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汇繁荣，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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