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丹辉 高风平
刘思艺 弓宇峰
发表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年05期
摘要
大国清洁能源转型尤其是快速扩张的电动汽车、风电等产业刺激了稀土等战略资源需求，稀土产业链成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领域。该研究基于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全球治理的经典范式出发，考察美国力推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的深层动因及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地缘战略“产业链控制”与“联盟制华”两大特征下，揭示中美稀土产业链脱钩与全球“双链”格局、美国“三大法案”与清洁能源产业体系主导权、中美大国博弈与日本产业安全等重要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底层逻辑和战略呼应。研究发现：①在产业链控制方面，下游企业开展技术“去稀土化”与美西方“去中国化”的产业链布局导向相互加持，共同推动形成全球战略资源“双链”格局；②在与盟国联合制华方面，美国要求日本等盟国分担与中国地缘竞争的“缔盟”责任，而日本出于自身利益高度介入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由高度依赖中国稀土进口转向深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稀土产业链；③美国出台“三大法案”是其一贯以国内法塑造地缘关系又一力证，背后的深层动机在于通过重塑战略资源产业链，掌控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主导权。为应对日益升级的战略资源大国博弈，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利用好产业链中前端的资源和产能优势，创新引领战略资源产业链自主延展；另一方面强化战略布局，整合全球关键矿产资源，丰富反制手段，不断增强稀土等重点产业链韧性，提升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关键词
清洁能源；稀土；战略资源；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竞争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战略稀土产业绿色转型法律治理研究”（批准号：19BFX171）；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2024）“能源转型下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与中国关键矿产产业链安全研究”（批准号：2024CCXZ005）；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课题（批准号：KFSM-KDSK0203）；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资助（批准号：NJYT-20-A1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白云鄂稀土矿产资源基地固废循环利用集成示范”（批准号：2020YFC1909100；2021ZD0016）。
地
缘政治是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形成的政治和军事结盟或对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则表现为政治对立、遏制甚至战争的状态，其目的在于谋取领土、资源等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支配权与控制权。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从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不断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原有的地缘战略关系出现新的分化与组合。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科技创新实力不断增强以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美地缘关系日趋错综复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2）》明确了与中国的全面竞争关系，强调在经济、科技、军事、资源、金融以及国际秩序领域，中国是现今世界上唯一能够全面挑战美国的对手。从近期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动向来看，“对关键产业链的全方位控制”和“国家安全泛化下联盟制华”既是美国对华封锁打压的两项主要手段，同时也是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两大突出特点，这种地缘竞争局势集中反映在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中。
近年来，大国能源转型提速刺激了稀土需求，以稀土磁材为代表的关键稀土材料更是关乎全球清洁能源和低碳绿色新经济赛道。其中，广泛应用于节能减碳的稀土磁材，其全球供给具有很高的集中度，现阶段约有九成的产能仍由中国提供，美国对中国稀土磁材进口依存度高达90%以上。在高度集中的供给市场结构下，美国将关键原材料供给过于单一视为其清洁能源发展以及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安全风险，美国部分政客不断渲染“稀土掐住美国经济喉管（choke point）”的论调，致使稀土贸易问题日益政治化。鉴于稀土开发利用在先进制造以及全球清洁能源经济转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联手日本等全球稀土产业链的关键方，加紧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去稀土化”，进而实现关键稀土材料供给“去中国化”，对稀土国际供求格局以及稀土产业链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研究基于全球治理的理论模式，以关键稀土矿产和材料为例，阐释全球战略资源产业链重构的地缘政治逻辑，解析大国竞争下稀土等中国关键产业链面临的核心问题，提出应对地缘政治竞争、提升产业链自主安全水平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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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评述：地缘政治如何影响稀土产业链重构
文献研究发现，无论是企业技术层面“去稀土化”，还是产业链层面所谓的“去风险化”，美国将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目标之一，通过推动中美稀土“脱钩”，不断将其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用作限制甚至攻击竞争对手的武器。
1.1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理论视角
近年来，学术界持续关注中美稀土产业链“脱钩”及相关的地缘政治影响。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周琪指出美国将中美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此举显示出地缘政治竞争的底层逻辑。长期以来，西方的世界体系理论一直将公海航行自由、基础设施及相关制度归为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始终坚持推行经济全球化，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美国却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5G应用等技术经济活动纳入地缘政治范畴。实际上，中美脱钩反映出新兴大国发展模式与守成国主导的既有国际规则之间难以兼容。归根结底，由“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所表述的世界经济秩序，即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提供低廉初级产品的产业分工体系，正面临21世纪“数字经济”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挑战。然而，即便传统国际格局处在剧烈嬗变过程中，也并不必然会发生大国地缘政治斗争。强世功认为要将中美脱钩及其影响置于世界帝国史框架下分析：一是美西方对“全球化”的认知仍未摆脱“罗马帝国模式”的影子，即通过贸易和投资寻求对所到区域政治、文化、金融、贸易、法律的改造和统治；二是要理解美国全球战略背后“罗马帝国模式”的实质。基于其长期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事实，美国无疑具备打造“无形帝国”的政治和外交意愿。这种罗马帝国模式源自美国不断强化对底层资本主义的控制及对主权国家进行美式民主化政治改造，并由此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同盟以及所谓的共同普世价值观体系，进而以科技、经济、金融和文化观念的“全球化”构筑起一个坚固的帝国根基。在这一治理架构下，美国的盟国实则扮演着类似罗马帝国“行省”的角色。一旦出现某个国家政权不接受美国民主化改造或被认为损害了帝国利益，特别是可能对其固守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时，美国必然会联手盟国切断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等底层资本联系，甚至不惜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应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的“国际化”是以美国为中心、而非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美国政府相继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膨削减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以下简称“三大法案”），并以“三大法案”为国内法依据推动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试图与中国战略资源供给脱钩，其战略布局的基本逻辑依旧是罗马帝国模式，旨在维护美国产业链中心地位，确保美国与盟国领导的“国际化”产业链安全，并与中国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等联系进行不同程度上切割甚至断裂。
1.2 地缘竞争下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与关键稀土产业链安全
能源转型是全球碳中和的“重中之重”，清洁能源产业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未来10年，5G市场及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约为13万亿美元，而清洁能源则有望达到23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两者之和约为美国2022年全年GDP的1.5倍，这意味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将在10年内为全球新增一个经济体——其市场体量可达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GDP之和。面对能源转型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其催生的巨大市场利益，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颁布专门法案，加大资金补贴力度，意在掌控清洁能源国际竞争格局，引领相关产业链重构。然而，在现行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下，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气候谈判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分化，发达国家阵营需要为气候协议支付相当高的成本。实际上，为落实温室气体减排议程、实现“温控”目标，各国需要逐步放弃通过多年投资贸易积累建立起来的传统石化能源工业体系，转而开展大规模能源基础设施更新，清洁能源经济需要新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转移。为此，美国与盟国在加快本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绿色产品标识、碳边境调节机制、直接制裁不执行协议的发展中国家等手段，以降低国际气候协议西方国家谈判和履约成本。需要强调的是，美西方强化全球碳减排目标，其背后还有遏制中国等新兴制造业大国经济增长和产能优势的动因。一旦发展中国家接纳美国掌控的清洁能源资本输入和技术生态，这或将开启“帝国—全球”经济、科技和金融新的时代。考察美国在清洁能源转型相关领域的战略布局，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发动地缘政策竞争的两大手段及其突出特征。
其一，地缘政治竞争转向关键产业链控制。美国通过“三大法案”对中国5G通信、芯片、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实施限制，而这些战略性领域恰恰是关键矿产应用的主要方向。其中，稀土是中国最具资源优势的关键矿产之一，也是在清洁能源、先进制造、国防军工等领域应用广泛的战略资源。稀土被称为“新材料之母”，在众多稀土产品中，稀土永磁材料因其在信息产业中电子元器件和设备及新能源领域各类电机、零部件的应用而备受关注。目前，稀土永磁材料（钕铁硼）约占全球稀土元素消费量的35%，但其创造价值的占比则达到90%。干勇强调磁性材料将在未来能源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确立“双碳”目标，国内清洁能源转型提速，稀土元素应用在稀土磁材领域的工艺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产能不断扩大，助推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具备了一定的先发竞争优势。中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全面崛起对美西方构成了产业竞争和产业政策施用的现实压力，电动汽车产业也因此正在成为“气候政治经济学”以及地缘竞争的重点领域。推动清洁能源转型作为美国“三大法案”的主要目标之一，为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稀土等关键矿产产业链、加快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提供了立法支撑和政策保障。首先，《通膨削减法案（2022）》（以下简称《通胀法案》）对与电动汽车相关的稀土等关键矿产采取市场保护措施。预计到2030年，全球电动汽车年产能将达到2 000万~4 000万辆。稀土永磁材料有助于提高电动汽车电机效率，继而可直接提升清洁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美国借“削减通胀”之名，对其国内清洁能源产业安排了高达3 690亿美元的补贴，补贴范围不仅涉及上游稀土供给端，而且对需求端的下游电动汽车企业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稀土等原材料也给予每辆7 500美元补贴。其次，《通胀法案》对电动汽车的补贴辐射到相关的清洁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了从清洁能源发电、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电池管理和分析、车辆制造到电网技术、发电设施和充电基础设施以及清洁能源国家电网等诸多产品和产业链细分环节，并与1.2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设施法案》形成了法律层面的兼容与互动。再次，电动汽车作为智慧交通的载体和技术平台，离不开通信、导航等高科技产业。为此，《芯片与科学法案》围绕汽车产业智联化网联化，对来自竞争对手的产业链优势进行打压。基于上述美国“三大法案”的立法导向及具体政策工具选用，可以预判，全球碳中和与大国能源转型将刺激稀土等战略资源产业链重构，引发这一领域地缘政治竞争升级。
其二，美国将“国家安全”问题泛化，与盟国联手制华，试图以最小代价达到围堵目的。在美国“拉拢”的盟国中，日本以多种方式介入中美竞争博弈，包括卷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以谋求其在政治、军事甚至争端领土上的利益，日本这些“动作”将东亚引向全球五大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之一。与之相呼应，美国外交战略也一直将日本定义为美国控制亚洲的重要支点。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向科技领域延伸，日本一方面依托《日美安保条约》参与美国发起的针对中国产业的科技封锁，在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下强化美日技术和产业链联盟；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自行推出了“脱中（China Exit）”补贴，意欲实行“技术精准脱钩”，形成全球“双链”格局。日本配合美国而做出的产业链“去中国化”安排在稀土等战略资源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这实则与日本在全球稀土供求格局中的角色及其在稀土产业链上的地位直接相关。尽管日本国内稀土资源极其匮乏，但凭借长期积累的专利技术和研发能力，迄今日本企业仍占据着稀土产业链下游的主导地位，甚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稀土功能材料和节能电机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关键稀土材料核心产品钕铁硼的发明方及相关专利拥有者，日本企业在稀土产业链下游的竞争优势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动摇，而在氢能、电池技术等清洁能源领域的专利数总量上，日本也处在全球领先水平。美日同盟增强了美国对全球稀土产业链的技术控制力，日本在地缘政治博弈的深度参与无疑给中国稀土产业链延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亚太和印太地区中美地缘政治冲突风险。
1.3 企业在技术层面“去稀土化”的多重动因
清洁能源、电动汽车、节能电机等领域的产能和市场扩张不断刺激稀土需求攀升。为应对稀土供求关系趋紧、市场预期不稳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冲击，降低稀土资源依赖，下游企业一直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尝试开发各种稀土减量、循环、替代的技术、工艺和产品，从而减少对稀土这类关键金属的使用量。产业链下游缩减稀土在清洁能源领域使用的动因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价格预期不稳定。过去20余年间，关键稀土元素的价格经历了高频的大幅波动，未来或将继续如此［18，27］。价格波动又因市场需求增长的刺激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而进一步加剧，稀土应用企业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推进技术“去稀土化”，实现地缘政治“去风险化”。二是低碳生产和绿色制造的需要。稀土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巨大［29-30］。Golroudbary等研究发现生产稀土及磁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和有害气体。在碳中和目标下，减少关键金属使用量成为越来越多下游企业践行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的自主选择。当然，现阶段ESG相关规则同样是由西方国家主导。三是汽车生产商降低原材料成本。目前，每辆电动汽车的电机使用稀土永磁材料的成本约为300美元。以特斯拉经济型乘客用车为例，稀土磁材仅占其销售价格总额约0.5%，稀土价格下行情况下占比甚至更低，因而将成本控制归为企业“去稀土化”的直接财务动力，其解释力有限。
1.4 稀土产业链“去风险化”的地缘政治逻辑
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持续关注清洁能源转型下国际稀土市场的供给侧风险，并强调“中国因素”对稀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影响。一是总体上看，国际市场上以稀土磁材为代表的稀土产品供给不足［19，32-33］。二是国外研究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风险的原因指向中国对资源及上游产能的垄断。与锂、镍、钴等战略矿产资源相比，中国稀土资源及产业集中度显然更具优势［19，34］。三是西方应建立独立的稀土产业链［27-28，35］。这些代表性文献和国际机构的研究报告采用定量方法，测算出下游国家对中国稀土资源、产能的进口依存度，大都得出了“严重依赖中国稀土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的结论，其政策含义则将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等同于“去风险化”，而美国推动稀土产业链回归，形成全球稀土生产、加工、贸易“双链”，则是实现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降低稀土产业链“脆弱性”的路径。
应该看到，上述观点和判断的视角囿于产能优势，对全球稀土资源禀赋、生产条件以及产业链安全形势的分析不够全面，其结论有失客观。首先，当今世界范围内稀土供求关系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国内环境规制作用的结果。同样作为稀土资源大国，美国稀土供应端的问题更多是其国内环境立法、生态保护和产业链调整造成的，而非稀土资源稀缺导致。美国及其盟国澳大利亚都拥有全球顶级稀土矿山，如美国芒廷帕斯矿和澳大利亚维尔德稀土矿。由于稀土开采冶炼过程会产生严重的环境影响，上述两矿都曾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因此，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立法，在较长时期内限制本土稀土开采生产，致使其国内产业链收缩，供应链体系受损。以澳大利亚为例，《西澳大利亚环保法》明确规定以下情况构成刑事犯罪：①致使他人受到污染伤害和严重影响的，即便污染源发生在侵权者自有土地或设施内；②非法倾倒污染物，包括排放至自然媒介或者某种预设容器中；③环境影响包括已发生污染或污染物进入某一自然媒介预期推定会导致生态破坏的情形。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2018年澳大利亚官方报告已明确显示其本土不再生产稀土。
其次，中国并不具备垄断全球稀土供给的条件，但西方国家却要求中国担当稀土原材料长期供应国的角色。实际上，“稀土不稀”渐成共识。随着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现稀土新矿，加之中国曾经在较长时期内过度开采国内稀土资源，目前中国占全球稀土资源的比重已降至约30%，稀土开采则已减少到全球份额2/3以下。在WTO“稀土案”中，中方陈述了中国长时间以有限的资源承担着向国际市场供给与自身资源禀赋不成比例稀土原材料的国际贸易义务。实际上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南非和美国在20世纪已具备矿山开采能力，这些国家全面掌握稀土分离、金属制造、铸造和磁体制造、生产线组装、冶金工业工人及资本等稀土产业发展必备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要素或需时日，但就其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而言，重启稀土产业链面临的障碍和门槛并非不可逾越。
再次，从国际贸易规则看，国外一些研究对稀土供给问题的分析和研判带有偏见。回顾WTO“稀土案”专家组报告，报告确认了中国陈述的稀土开采加工产生严重污染的事实，部分认可了中国政府针对稀土开采生产中环境影响采取措施的必要性，认为中国为稀土生产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当时的工艺技术，稀土开采加工产生的水污染、辐射污染、有毒气体排放对资源和产业集聚地区造成了多样化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履行了世贸组织就“稀土案”所作的裁决，取消了出口贸易管制措施，这意味着中国稀土生产为全球电动汽车、风电提供“绿色低碳”磁材的同时，自身仍在承担温室排放和有害污染。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稀土开采加工的环境影响与贸易规则问题，国际社会存在不同标准。一方面，长期无视中国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对稀土开采设限的合理合规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其颁布的《通胀方案》中对稀土上下游、供需两端都提供补贴，并以法律确定性，提振稀土产业投资信心，从而缓解以往美国国内因稀土产业规模小、环境损害大、供求波动剧烈而带来的市场疑虑。众所周知，产业补贴、消费税补贴等政策措施有悖WTO规则，滥用“国家安全”等非关税壁垒更是违背公平贸易义务，尽管法国等欧盟成员国对《通胀方案》的颁布表达不满，但相当一部分国外学术文献和国际机构的专题报告却并未对美国这些做法采取与WTO“稀土案”相近的立场，而是将问题指向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全球稀土格局演进中政治和安全因素泛化的倾向。
国内学者更关注全球稀土产业格局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近年来，高风平等认为西方国家不断推进减少对中国稀土进口依赖政策，吴一丁等也指出西方在加快稀土“去中国化”。赖丹等进一步分析表明重构稀土供应链是西方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发达国家在稀土高端应用领域具有技术比较优势，一旦建成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稀土供应链体系，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国际技术交流会受限，且受限的领域将会逐步扩大至稀土关键技术、核心设备、基础研发等方面。刘建伟则强调美国作为稀土消费大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稀土产品，政治上又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担心中国将稀土作为两国博弈、对美制裁的工具，这是美国重视其稀土供应安全问题的根源。
1.5 评述
中美大国竞争下稀土等关键矿产及产业链重构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的重要意义凸显，并为这些问题的学术探讨赋予了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其中，地缘政治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运用一方面有可能使相关问题研究面临价值判断的挑战和争议；另一方面，有助于拓展研究的理论边界和方法体系。受国内外文献启示，可以认为，美国围绕稀土产业链做出的一系列以“去风险化”“去中国化”为导向的战略安排，其动机已不再局限于单纯获取战略资源开发和贸易等经济利益，亦非仅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稀土资源产业链均衡发展的责任，而是直指赢得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激烈竞争，进而全面占据未来清洁能源经济体系的主导权。为此，美国基本上放弃了在WTO等多边体制下寻求维护其产业链安全及经济利益的常规做法，而是通过实施“三大法案”，重新搭建美国掌控的战略资源产业链，并联手盟国，整合西方国家稀土产业链后端技术优势，运用脱钩手段与盟国协同进行技术封锁。不仅如此，借助技术脱钩，试图使中国产业链陷入低质化发展困境，致使贸易条件和就业环境恶化，美西方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拖入并锁定在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上资源开采和原材料初加工等上游产品提供者的分工角色和贸易地位。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方法，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做出边际贡献：厘清美国重构关键稀土产业链的地缘政治逻辑，分析美国及盟国产业链上的战略能力及对中国战略资源开发利用和清洁能源产业体系的影响，提出应对全球稀土产业链“去风险化”“去中国化”的策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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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稀土产业链的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竞争
美西方重夺全球稀土产业链控制权的布局展现出两条清晰的主线，一条是技术上或需求侧“去稀土化”，另一条是通过“去风险化”“去中国化”，降低供给侧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2.1 日本和欧洲企业“去稀土化”技术创新
近年来，下游制造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电动汽车和风力电机领域削减关键稀土材料使用量。目前，相关研发和投资面临着延展续航里程、电机耐高温以及钕铁硼磁体矫顽力等性能技术参数等方面的压力。实际上，节能电机等领域的主导技术路线对稀土磁材已经形成了依赖，钕铁硼磁体在当今磁材市场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有着其他磁材不具备的能量密度优势，铁基等磁体能量密度尚不足同类钕铁硼磁铁的60%。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各国采取的“去稀土化”策略不尽相同。其中，2021年美国能源部提出的稀土关键资源短缺应对策略颇具代表性，归结为三个政策方向：推动稀土供应来源多样化，开发稀土替代品与技术创新，促进稀土回收循环再利用。美国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通过产业政策调整，美国稀土企业有望逐步恢复本土产能，美国电动汽车企业与本国上游稀土材料制造商共同建厂，完成对上下游产业链的纵向整合。与美国相比，日本、欧盟稀土资源匮乏，其下游企业“去稀土化”的力度更大。由表1可见，日本和欧洲电动汽车制造商在稀土减量、替代方面开展了密集的技术创新，且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表1
永磁电机“去稀土化”技术创新
注：引自文献[19]。
同时，表1的技术指标显示，无稀土或减料永磁电机性能的总体表现仍然相对较弱，特别是续航里程这一电动车性能关键指标的输出水平并不理想。如丰田汽车能量密度只有1 kW/kg，宝马iX3电机也仅为2.5 kW/kg，这反映出现阶段稀土减量替代技术尚不成熟，技术经济性不足（ID TechEX）。至于屡见诸报道的日本企业电机技术突破，基于日本技术和产业转移的特点，投放市场的预期不明朗，短期内难以形成全球大规模产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稀土消费第一大国，稀土市场行情和价格剧烈变动同样会造成对中国下游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冲击，新能源汽车、变频空调等节能低碳领域的企业稳定市场预期的意愿十分迫切，也同样存有稀土减量、替代的动机。当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大变局下，对于下游企业而言，尽管“去稀土化”安排有出于减排降耗、控制成本、技术创新等方面考量，但其动因不排除规避地缘风险、防范稀土磁材供应链政治化的因素。
2.2 美国主导全球稀土产业链“去风险化”及其地缘政治目标
美国将中国树立为直接竞争对手，针对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主要围绕以下三个目标展开：一是确保美国在关键领域对于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涵盖国防军事、科技、重要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与之适配的战略举措是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二是确保供应链自主性。服务于清洁能源转型，为满足稀土等关键材料需求，采取政府补贴等与传统美国经济政策不兼容的非市场化手段，强推供应链多元化和产能回归，减少对中国等有风险的外部供应渠道的依赖，支撑这一目标的相关法案是《通胀法案》。三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电网等领域排除中国的产品和服务，针对这一目标的法案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法案》。
依托地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