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646年），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将途中17年见闻写下，命名为《大唐西域记》。盛唐时有一画家名叫周昉，尤擅丹青，他结合《大唐西域记》《华严经》中的描述，创造了水月观音这一形象，并很快在各地流传开来，成为后世三十三观音相之一。如今，人们能见到的最早且有明确纪年的水月观音像，就保存在四川绵阳魏城圣水寺石窟之中。
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的盛名相比，四川石窟多少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意味。石窟造像本源于古印度，在佛教诞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只以象征物来表现佛——超脱于人间的特殊存在，怎么能用具体真实的形象表现呢？于是，脚印成为佛的象征，菩提树意味着成道，佛塔则代表了涅槃。随着佛教教义的不断变化，加上犍陀罗地区造像之风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佛像出现，越来越多的佛像被迎入石窟之中，演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石窟艺术的模样。
四川，是中国最早受佛教影响的地区之一。而后南北朝乱世，政权频繁更迭，长期的苦难让人们更加重视心灵的寄托，加上统治者们对于佛教的推崇，大量石窟在这段时间开凿建造。不过，这一时期的四川石窟数量和规模都有限，直到唐朝，四川石窟才迎来了开凿的高峰。
广元皇泽寺摩崖造像。
广元石窟的兴与衰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武德三年（620年），李渊设益州道行台尚书省，加李世民为行台尚书令，巴蜀与中原的联系空前加强，北方石窟造像的传统迅速在四川传播。四川素来物阜民丰，是天府之国，社会环境稳定后自有余力进行石窟开凿建设，其中以广元地区的石窟最为耀眼。
广元现存石窟造像主要有三处，集中在皇泽寺、千佛崖、观音崖，它们开凿于嘉陵江两岸峭壁之上。在皇泽寺西龛有两座造像碑，虽然文字风化严重，但大致内容依稀可见。由碑文可知，皇泽寺西龛佛阁是为武则天母亲杨氏凿建，凿建时间恰在武则天父亲武士彟利州任上。二百年风雨飘摇，从贞观元年（627年）到宝历二年（826年），皇泽寺为风雨所侵，故而益昌郡太守崔某命人重修，以此碑为记。
武则天掌握权力后，广元进入了造像兴盛阶段，石窟开凿的重心从皇泽寺转移到千佛崖。千佛崖造像区长417米，高40米，重重叠叠13层之多，可谓是川北造像艺术之冠。武则天对佛教极为推崇，她资助了唐代龙门石窟最大的一铺造像——卢舍那佛祖像。统治者的偏好，极大地推动了石窟造像之风。武则天曾在广元生活多年，与广元关系特殊，这自然是石窟造像兴盛的重要原因。但是，广元石窟的全盛时期，却是在武周政权结束之后，大量的石窟在这一阶段开凿，数量占广元造像总数的80％，这些石窟代表了广元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佛龛大多都是小龛，中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成为造像活动的主体人群。
这一批造像核心年份为开元年间，时间跨度上至武周，下至天宝十年（751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畅想的时期。“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也只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才会有那么多普通人有余力造像祈福。然而，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惊破了天子的霓裳羽衣曲，也惊醒了无数普通人寄于造像上，关于安稳太平的梦。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叛军攻入长安，玄宗仓皇入蜀。失去力量的大唐引人垂涎，与南诏、吐蕃的战争频发，大量军队入川作战。对于将士来说，祈福求平安尤为重要，因此，这一时期广元石窟出现了大量军人为主体的造像。这时，千佛崖的崖面已经用尽，造像开始转移至观音崖。随着观音崖崖面的日渐缩小，广元境内再无可供开凿的大片崖面了。
从皇泽寺到千佛崖，从初唐到盛唐，从盛唐到安史之乱，广元石窟造像映照着人世离合悲欢、兴衰存亡，它也和唐朝的命运一样，迎来了自己的衰落。
然而，广元石窟的衰落并不代表四川石窟的衰落。相反，随着唐玄宗、唐僖宗相继入蜀，大量的北方文人、学士、工匠、画师、教徒跟随南下，四川石窟造像艺术异军突起，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大量石窟造像现于四川各地，遍地开花，历时不衰。
遍地开花的高峰期
安史之乱后，入川的交通从经广元的金牛道，转为经巴中的米仓道，于是，巴中地区的石窟造像活动日益兴盛起来。巴中石窟多为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龛，现有500余窟（龛），8000多身造像，其中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所占最多。巴中城周的南龛、北龛、西龛、水宁镇水宁寺、化城石门寺保存相对较好，其中又以南龛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
在巴中城南的南龛山，有一面垂直平整的山崖，名为神仙坡。崖上开凿了130所精美的佛龛，供奉着两千余尊雕像，以及经幢、佛塔。这些造像，大部分是盛唐之后的作品，弥勒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毗沙门天王等反映西方净土题材的造像，尤其突出。
这些造像中，南龛68龛比较特殊，充满着生活气息。68龛是一所外方内圆的双重龛，龛内一名富态十足的妇人盘腿而坐，怀中抱一幼儿，在她两侧各有四个孩童在玩耍。这名妇人被称作“鬼子母”，佛经中记载了鬼子母的故事。
从前，在印度王舍城，有一位佛出世，为众生讲法。一名牧羊女听闻消息后欢喜不已，却因过于激动失去了腹中胎儿。她痛愤不已，在佛前立誓，若有来生当生于王舍城，吃光王舍城的小孩。后来，她转世成为沙罗夜叉之女，与犍陀罗国的半支夜叉结婚后，育有500个孩子，被称为五百鬼子之母。
鬼母牢记着前生誓言，每天都要吃掉王舍城中一个小孩。佛为了点化她，将她的一个孩子藏了起来，失去孩子的鬼母悲痛欲绝。见此情状，佛告诉她：“你有500个孩子，失去其一尚且如此悲痛，凡人只有一两个子女，被你吃了，不更加悲痛吗？”鬼母顿悟，自此弃恶从善，成为保护寺院僧尼的神灵，也能保佑家庭多子多孙。因此，68龛的鬼子母像常被信徒们当作送子娘娘来供养。
总的来说，巴中地区造像地点众多，但每处规模都不大，这说明了盛唐以后，大量的普通民众参与到了造像活动之中，这是唐代佛教的一大发展。
除了巴中南龛，乐山大佛也是四川石窟的代表性作品。乐山大佛虽然开凿于开元年间，但大部分建造工作是安史之乱后完成。《大像记碑》记载：“开元初有沙门海通者……以此山淙流激端，峭壁万仞。谓石可改而下，江或积而平，若广开慈容，大廓轮相，善因可作，众力可集。有是崇为来因，作弥勒像……”这个说法一直为后世沿用。
乐山大佛是四川石窟的代表性作品。
海通禅师本为黔地僧人，无意间发现凌云山下的水患，于是发慈悲之心，决定作弥勒像，济天下之险。得益于当时武周时期对佛教的发展，海通很快就筹集到了造像资金，请到了杰出的工人良匠。海通禅师去世后，乐山大佛的建造停顿。
幸运的是，后来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有崇佛之心，在他的主持筹集下，乐山大佛再次动工建造。天宝五年（746年），章仇兼琼离任，大佛的建造再度停顿，此时，大佛膝以上的身躯业已完成。就这样，修建乐山大佛的使命，来到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手中。
唐代宗、唐德宗年间，朝廷公卿争相信佛，韦皋也是其中之一，他一到剑南就筹集经费，命工匠再度动工，开凿了佛像膝盖下近百尺的佛体和莲花宝座。在工匠们连续十多年的劳作下，贞元十九年（803年），我国最大的一尊摩崖造像，艺术史上的瑰宝就此诞生。从开元初年到贞元十九年，耗费近百年光阴，如自天降、如从地涌的巍巍大佛，终现于世间。
佛道兼有的石窟艺术
同样开凿于盛唐时期的，还有安岳石窟群。安岳位于川中腹地，唐初命名为普州，天宝元年（742年）改称安岳郡，境内有众多石窟造像，根据留存的题记、碑刻，安岳最早的造像为开元十年（722年）所建。
释迦讲经说法图，是盛唐时期川西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以安岳卧佛院82龛为代表，龛内莲台上，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左手触地印，右手损坏，迦叶、阿难身着袈裟侍立左右。龛门前有二天王，左边天王左手举至额头，作眺望状，右边天王双手执短剑于腹前，两尊造像都很生动活泼。
卧佛院4号龛是著名的佛教题材——涅槃变，这也是盛唐时代的作品。4号龛宽31米，高10米，深2米，以释迦牟尼涅槃身为主体。主尊释迦牟尼造像长23米，头东脚西，双手置于大腿两侧，面目慈和安详，双目微闭。
卧佛上方中央，雕刻着释迦说法图，两壁刻有天龙八部、九位弟子、二位菩萨。在卧佛头脚上方，各有一呈愤怒面貌的金刚力士；在外侧大腿上，有一弟子面佛而坐，轻抚佛的左手，这是释迦牟尼临终时收的最后一位弟子，须跋陀罗。整组造像宏大庄严，构图严谨，全国罕见。此外，卧佛院石窟还镌刻了大量佛教经文，其中开元时期的刻经就有30多万字，包含以《大藏经·涅槃部》为主的经文，杂以伪经，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中晚唐时期，密宗题材的造像出现在了安岳石窟，增加了千手观音、药师经变、华严三圣、地藏菩萨等新造像。密教来自印度，初唐时期多位译经师都翻译了杂密经咒，虽为杂咒，但也促进了密宗在中国的传播。密宗真正传播开，是在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大师被称为“开元三大士”，不空和尚师承两部密法，是密宗的主要创立者。随着唐玄宗、唐僖宗入蜀，密宗也在四川迅速传播开来。
在安岳除了佛教造像，还有大量道教造像。与佛教相比，道教的造像并不为人熟知，但道教的造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唐朝统治者公认老子李耳为皇室祖先，大力提倡道教，唐玄宗时曾三次为老子上尊号，信众为道教神仙造像，也再自然不过。
安岳玄妙观内的道教造像以老子、天尊、真人为主，11号龛以太上老君为尊，四真人侍立在旁，61号龛中供奉着并坐着三天尊，62龛为一真人，脚踏“九头鸟”。玄妙观内有一块天宝五年（746年）的石碑，上面有“老子者初为盘古”的记录。巴蜀之地的苗、瑶先民崇拜盘古，道教又以老子为盘古化身，这些造像反映出了道教兼容吸收的特征。
观内还有一块天宝七年（748年）的《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胜境碑》，是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资料，碑文上记述了开元十八年（730年）法师李玄则雕刻建造天龛、王宫龛、救苦天尊等造像的情形，观内至今仍存老君与释迦牟尼并坐的佛道合龛像。
四川道教造像时间最早为隋代，在绵阳玉女泉、青城山天师洞、潼南大佛寺外崖，都发现了明确时间的隋代造像。卢照邻《至真观黎君碑》中，记载广汉地区“至真观者，隋开皇二年（582年）所立，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万余躯”的记载，可见在民间信仰中道佛合流之早。
在道教造像中，剑阁鹤鸣山的造像尤为突出，是石刻艺术领域不可多得的珍宝。鹤鸣山古名东山，自古便是蜀中道教名山，以石刻三绝名扬天下：一为唐代诗人李商隐所作《剑州重阳亭铭碑》，一为中唐元结撰写的颜真卿书《大唐中兴碑》，剩下一绝自然为鹤鸣山道教造像。山中的内丹术修炼造像、 持钵持扇造像、六丁六甲神像、长生保命天尊造像……无不带着浓郁的道教特色。
在北方石窟江河日下之时，四川石窟却因为各种因素迎来了石窟艺术的高峰，成都市西南邛崃县的石笋山摩崖造像、川渝之交的大足山石窟、乐山夹江千佛岩等石窟也各有特色，令人心驰神往。但无论佛道，各式各样的石窟造像的目的总是一样的，那些或慈悲、或庄严、或逍遥的造像托举着众生的心灵，凝结着最虔诚的发愿、最动人的祝福，它们不只是艺术的美，也是人心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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