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 刘勋 川观新闻·德阳观察 何静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地理版图上一条重要的标志线，南北气候、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在此分界。南下，四川盆地中，三星堆文明源远流长；北上，太行山东麓，殷墟文明厚重灿烂。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交相呼应，揭示、追溯着中华古文明的奥秘。

近日，川观新闻走进安阳，走近殷墟，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足迹。

殷墟“司母辛”铜方鼎。 殷墟博物馆供图



跨越千里，不谋而合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这句话，或同时适用于三星堆与殷墟本身，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甲骨文，无不实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

虽相隔千里，两地却“大不同”又“欲合谋”。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仿佛置身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夸张的纵目面具、高大的青铜立人、奇特的“通天”神树，神秘的黄金面具等上千件珍贵文物，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制作，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展现了三星堆作为长江文明之源和天府文化之根的辉煌灿烂。而同样，在殷墟博物馆，这里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技艺高超精湛。

这其中，青铜器最能代表两地文明的异同之处。“除二者在青铜器铸造工艺方面的不同外，在纹饰方面，三星堆青铜器大量地借用了中原青铜器纹饰素材，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着共通之处。” 殷墟博物馆副馆长、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志鹏介绍，最典型的例子是三星堆青铜器上有大量龙形器物和装饰物，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柱形器、龙形饰件以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龙形挂饰。两地的兽面纹也具有相似性，如三星堆青铜器中的罍和尊等礼器上的兽面纹，都能够在殷墟青铜器中找到相似体。

青铜大立人。文潇 摄

张志鹏还补充道：“需要指出的是，三星堆青铜人像纹饰艺术独树一帜。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缺少青铜人像、雕像。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数量远远超过殷墟，数量和种类繁多。此外，殷墟的青铜礼器常作为祭祀容器，三星堆的则是人民祭拜的对象。”



古蜀与殷商，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作为黄河流域中原文明的代表，殷墟揭示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历史高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商代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明、发达的青铜文明、灿烂的文字文明以及高超的手工业技术在这里呈现，殷墟在夏商周三代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基石。

事实上，三星堆和殷墟虽然相距千里，但学术界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基本可以确认两地的交流路线。一条是中原到关中越秦岭进入四川盆地，另一条则是从中原南下南阳、襄阳再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四川盆地。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与交流融合，在此再度得以体现。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商代后期，王权的中心在安阳，因此，安阳殷墟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国”即中心所在。在殷墟甲骨卜辞里，“中”以“商”“中商”来表达，而安阳以外称为“四方”。《小屯南地甲骨》编号为1126的卜辞记载：“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 同时，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时期的一个特征非常鲜明的区域性文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一类是三星堆自有的、在中原地区不见其特征的，另一类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或与中原文化有交流关系的。

刻辞卜骨。何静 摄

“一方面它与同时期华夏大地其它区域的文明有着良好的整合性和广泛的一致性，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地域特色是其最大的特质，可以说，缺少了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华文明的图景是不完整的，正是由于三星堆的出现，中华文明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说。

殷墟与三星堆在文化上表现出的这些异同，体现出晚商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阶段。

三星堆与殷墟，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见证千年中华文明的交流碰撞、融合发展。不止于此，德阳与安阳，三线建设精神与红旗渠精神，天府粮仓与豫北粮仓，两地人民深谙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我们骨子里的底色。

绵远河畔、洹河西岸，两地不同的文明同样瑰丽、厚重，在满天星河中闪耀着独属于中华文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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