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近代著名学者谢无量在《集部概论讲义》里，特别强调集部的体例和义例研究，这为治集部之学者指明了方向。惜乎关注的人太少，更遑论承继性质的勤学精研。
近读博士后且志宇先生辑注的《伍肇龄集辑注》，深感蜀地集部之学的研究不仅后继有人，在古典文献学的推陈出新上，类似且志宇这样的饱学之士更是大有可为。
在我看来，《伍肇龄集辑注》这部著作的特点，一是用力于集部之学的体例实践，二是用心于诗词文赋的语典源流考索，三是在先贤年谱的编纂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三者都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这些特点当然也指向当下的青年学者比较稀缺的品质，既沉潜于集部之学的体例研究，又能在古典文献学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著作研究，拓辟新的研究论域，颇值专门论之。
今试以《伍肇龄集辑注》为对象，对且志宇在集部之学的体例实践和诗文的语典源流考索以及《伍嵩生年谱》的文献学价值，三者摘要论说如下。
《伍肇龄集辑注》的体例实践
关于集部之学的体例，在注重作品分类、作品相对准确的系年基础上，必然特重于编纂方式。而最考验学者功夫的，当然集中在对具体作品的注释和评点上。此外，针对一些版本较多的作品集，还要涉及版本演变、比勘等版本学上的学术问题。集部之学的体例，说起来无外以上几端，但却极考验学者的学识、眼光和文献驾驭和阐释能力。
伍肇龄（1826年—1915年），字崧生，今大邑县䢺江镇钱沟村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侍讲及侍讲学士。先后主讲邛州书院、成都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任山长多年，培育人才众多，有“天下翰林皆后进，蜀中佳士半门生”之誉，有《石堂诗抄》传世。
这样一位蜀地大儒，虽然在世时颇有声名，且因与李鸿章同榜进士的缘故而甚得李鸿章推崇，但近百年来，关于他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其著作的整理、补佚、注释和出版，更因专门人才的缺少而一再迁延。这不能不说是蜀地古典文献研究，尤其是传承与发扬集部之学的一件憾事。
好在桑植情重、才人不乏。作为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新华文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生于大邑的青年才俊且志宇，不仅对伍肇龄这个先贤生平及其著作颇加措意，而且因为家学渊源之故，对集部之学的体例和义例也颇有心得。
据且志宇介绍，他的祖父且大连在童蒙时，曾跟随叔祖父、文生且承禋学习《周易》，奠定了很好的旧学基础。此后，又负笈于王恩洋先生创办的东方文教研究院、华西大学，以及四川大学文学院，师从蒙文通、任乃强、王恩洋、杨明照、曾义甫、彭云生、吴天墀等先生。这样的家学背景，为且志宇致力于伍肇龄研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古典文献学基础。
且志宇从学士而至硕士再到博士、博士后，选的专业都和文史相关，个人的学术旨趣和方向也越来越清晰，对蜀地古典文献的探佚补缺，渐渐成为用心用力的主要目标。
少年求学时，他就听闻祖父及乡里一些长辈讲伍肇龄的学问及生平，对这个先贤的道德文章倾慕不已。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就注意搜集、整理伍肇龄的作品。10多年缁铢积累，终于在进入博士后工作站时，成熟为一个研究课题，这便是这部填补蜀地古典文献学，尤其是集部之学研究空白的《伍肇龄集辑注》。
这部作品比较系统地呈现了且志宇对集部之学体例问题的多年积累、思考和实践。其在集部之学体例上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吸取前人对伍肇龄作品集初研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以《石堂诗抄》的川图藏本为底本，以重图藏本为参校本，并对川图藏本和重图藏本两个版本进行比勘，以此出校、补异。这涉及到且志宇的版本学、校勘学积累。
二是注重于集主佚文的搜罗和使用。集主佚文，有些有出处可寻，有些无出处可证；有些是完整的诗词文赋，有些仅只言片语。且志宇都费心搜罗，然后将无出处的付之阙如，将未能成篇者，不按类别收入，而是附于年谱中，以示因人存文的价值，当然，也为后来研究者留下线索和入口。这个指涉编纂方式的体例建构，既体现了且志宇对集部之学体例传统的尊重，又有作为后来者的创新精神。当然，更为难得的是，具体到编纂体例上的观念和思维，既见出且志宇审慎的态度，也标出这个年轻学者开明的立场，是非常难得的。
三是对具体作品的注释和评点，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此见于各文类前的总注和具体的单篇注释。其中，总注有说明、补佚的性质，也兼及比勘、掌故等功能。如“诗编”总注中，对“伍先生述而不作”等问题的考辨，引《江瀚日记》《默室日记》等日记、书信中涉及伍先生内容的条目，以证“伍先生非不作也”，颇有见地，也有文献价值。在具体的单篇作品注释中，则尤其重视对大经大典的使用，这不仅考验他的眼力，更考验他对大经大典的化解能力。这就指向本书在集部之学体例探索上的又一个特点，即语典源流考索。鉴于这个问题在本文第二部分将单独论及，此处从略。
但是，无论是总注还是单篇作品的注释，且志宇的注释也并非没有缺点。相对而言，本书中的注释略显传统、凝滞，甚至还略显古板，类似钱锺书《宋诗选注》的活泼、俏皮和通人之智的幽默，几乎看不到。这当然和注释者本身的个性相关，但在读者而言，古典文献学的当代功用，也并非全部要充满古典意味的，当代性、趣味性，乃至贴近性的问题，值得注释者思考和探索，这也是古典文献公共传播和普及的题中应有之义。
《伍肇龄集辑注》诗文语典的源流考索
无论是《管锥编》，还是《谈艺录》，或《宋诗选注》，钱锺书都雅好于语典源流的考索。这一学术旨趣或者说学术目标，贯穿于他学术写作的一生。我们甚至能在不那么广受学界关注的《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里，都能找到语典源流考索的印记。这种旁征博引的能力，尤其是“出于何典，源于何处”的论断勇气，需要广博的视野、牢靠的记忆和超越众流的鉴赏能力作支撑。这当然也成为钱氏学术创作的一大特色。
且志宇在辑注伍肇龄集时，尤其是注释伍肇龄单篇作品时，有意无意地追随了钱锺书的学术步伐，重视对伍作中一些词章的语典源流考索，这成为《伍肇龄集辑注》的又一显著特点。
正如前文所论，且志宇在注释伍肇龄的单篇作品时，特别注意大经大典的源流考索。如“诗编”中《咏志示同游诸子》一诗中，“相与审周行”中“周行”的语典源流，且志宇即拈出《诗经·小雅·鹿鸣》：“人之所好，示我周行。”此是熟典，不难考索。
但在类似《戏笔》诗中“笑彼泉充蚓”这样僻典的源流考索，则能见出注释者博雅的古典文献学储备——此出《孟子·滕文公下》：“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又，《荀子·劝学》：螾“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纵观全书，出自经、史和子部的语典源流考索，几乎随处可见。其中，经部则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皆有，史部则《史记》《汉书》《左传》《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等屡见征引，子部则频繁征引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
这是引大经大典作注释的一个传统，志宇在为伍肇龄的单篇作品作注时，当然要遵循这样的学术传统。但仅遵循传统而没有学术创见，也不行。这就要谈到本书的第二个注释特点——以集解集。
所谓以集解集，即用前贤作品集中的词章来解伍肇龄诗文中的词章，以观察伍肇龄化用前人语典的细部，尤其是“化而为我”的生成过程和妙境。
《翔云由城南迁居城东，以诗留别，道去年步月之游，依韵奉和》一诗中，“对月三人影，胆星尺五天”一联，即化用了李白和杜甫两个大诗人的名句。其中，“对月三人影”，从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化出，而“胆星尺五天”则从杜甫《赠韦七赞善》中“时论同归尺五天”一句化出。
《山居》五绝一首，“青山缺处斜”，则明显从王维《过故人庄》中“青山郭外斜”中演进而来，不仅五言山水诗的气韵吻合，而且从“郭外”向“缺处”的演进，也符合伍肇龄大邑山居环境，此即“化而为我”的妙处。
《迎春日作》“晴日和风拂面来，无人不道看春回”一句，则无疑从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一句化出。
注释者不拈出这样的前人熟句，以达以集解集的效果，对理解集主诗意，尤其是诗情，当然是一个损失。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今人对理解集主的诗才，失去了一个可靠的凭证。要知道，生在伍先生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如何熟练地驱使前人语句而为我所用，依然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诗才的一个重要标准。无论是化腐朽为神奇，还是翻腾倒转出新意，这样熟练地驱使前人语句，都是一个成熟诗人不可或缺的能力。
在考索语典源流的同时，注重对地方志的引用，是《伍肇龄集辑注》的又一注释特点。
地方志是理解集主生平、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以及其地理场域、山水自然、民风民俗、交际往来的锁钥。如《鸥舫招饮小天竺》一诗中，关于小天竺的注释，即引用“民国”版《华阳县志》中关于成都小天竺的地理文献材料；而《游花市二仙庵》一诗中“闲访张仙与洞宾”句，则引清同治版《重修成都县志》卷二关于二仙庵的记载；《用生日江楼韵》其四“何曾杖楖栗”一句中的“楖栗”，在《淳熙新安志》中有出处：“楖栗，小木，可用以为杖。”这大约是一个只生长于新安的小木种，如果没有地方志的记录，对理解伍肇龄“何曾杖楖栗”这一句诗的本意，尤其是考索他或许有新安之行，或对新安风物有接触的经历，就只能付之阙如了。
注释者没有这样广博的眼力，没有这样的综合积累，要注释好类似伍肇龄集这样的集部作品，是很难办到的。
但本书中单篇作品的注释，还有一个缺点不得不提出来。即对集主单篇作品的评价，如上述“化而为我”的评价，以及对后来诗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古体诗发展的影响，几乎没有直率、真性的分析和评价。大约且志宇给自己的注释定了一个标准，即只呈现客观的学术性，而不表达主观的文学性。但诚如学者刘明所言：“集部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归文学史本位，自觉以文学史为观照，或推动文学史的新书写，或扩大文学史的界面，或解决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如且志宇在《伍肇龄集辑注》的单篇作品注释里，有文学史的观照和评价，这部作品当会增色不少。
《伍嵩生先生年谱》的文献学贡献
《伍肇龄集辑注》另一文献学贡献还不得不提及，即首次综合调度集主和其社交往来关键人物的诗文、日记、书信以及乡邦文献等材料，编纂完成《伍嵩生先生年谱》，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以编年的方式，完成了晚清四川这个大儒的人物传记。在集主诗文之外，在教育、政治、文化、民生、乡土等多领域呈现了一个丰富、多面、立体的人物形象，和其诗文形成很好的互补关系，为后来者研究伍肇龄及时代、晚清四川学林网络以及具体的保路运动史、大邑地情及乡土风物，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文献，具有文史学溯源和文献记录的双重工具书意义。
按学界通认的“年谱编纂起于北宋”说，作为文献学的重要组成，年谱学经千余年发展至今，已日臻成熟和完善。有关其谱主的选择、体例和编纂策略已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这直接推动了年谱学的发展，并带动了学者以第三方身份参与年谱编纂的热潮。
以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作为观察样本，可知明清两朝是年谱编纂的高峰，其叙录明末迄清末300年间人物年谱，收录谱主1251人，叙录年谱1581篇，其中不乏一个谱主多个年谱的现象，如仓修良以宋代为例所作统计：“在宋代为孔子编年谱的大约有八家之多。而为唐代学者、诗人编年谱的就更多了，如杜甫年谱有十一种，韩愈年谱有九种，白居易年谱有八种。”
但年谱的编纂也并非易事，在当代人文语境下，这类年谱的编纂门槛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时代久远，资料散失，没有系统专业的文献学科功夫，没有沉潜于汪洋文献的坐冷板凳态度和抽丝剥茧的功夫，以及深入研究、考证的能力，尤其与谱主隔代呼应的感情，是无法做出有价值的年谱的。
在且志宇入手编纂伍肇龄年谱前，学界还没有完备的伍肇龄年谱。因此，他的年谱编纂虽然看上去也是在赶一个年谱热的潮流，但因为有填补空白的价值而占据了天时之优；且志宇和他的谱主伍肇龄同邑，对大邑地情和风物熟稔，因而能产生隔代呼应的感情，这是地利因素；且志宇经过本硕博和博士后多年古典文献学科的培养，积累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文献学专业能力，在思辨、动手能力上，尤其是谱主研究这个课题的准备上，可谓占尽人和优势。综合以上3点，《伍嵩生先生年谱》编纂最终取得成功并获得学界认可，便不难理解了。
具体到《伍嵩生先生年谱》的文献学价值，我以“内容丰富、详略得当、考订精准”12个字总结。
一是内容丰富。且志宇综合调度科举文献、方志文献、乡邦文献和墓表、日记、史传人物等文献，完整记录了谱主的生平，包括但不限于谱主的字号、里贯、生卒和得年、科名、仕历、功业、文史及教育成就、交游、家史家事、所受恩宠与哀荣等。
二是详略得当。年谱由谱前、正谱、谱后3个部分组成，谱前叙其字号、里贯及天、曾、祖、父4代，并及谱主兄妹、谱主子孙两代；正谱按编年叙及谱主生卒和得年、科名、仕历、功业、文史及教育成就、交游、家史家事，其中按语多涉及谱主生平及事功等问题的考订；谱后则叙谱主身后哀荣。3个部分首尾皆略，中间最详，是当繁则繁、应简必简，是谓详略得当。
三是考订精准。年谱对谱主生年、入塾、中举、中进士、入馆等时间有分歧的，均加按语进行考订，以体现年谱编纂的客观立场。如关于谱主辞官是否因受肃顺案牵连而遭罢黜的考订，则至为精准，具见且志宇统合、研判、利用文献的功夫。
《伍嵩生先生年谱》当然也还有不足。
一是史料性和研究性相结合不足的问题。如加按语的考订部分，只呈现了史料，但研究和编纂者的评析几乎未见，其直率真性的论断也罕有。
二是注意了实事求是，但省掉了“为尊者讳”的内容，如谱主的失误乃至失败，以及作为生活家的一些小节问题，年谱均未涉及，隐其不足，而扬其至善，这样的取向，使我们失去通过年谱观察一个至情至性大儒的机会。
三是由此及彼的延展不足。即通过谱主生平的记录，而稍稍延及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内容，使年谱不仅成为一个特定人物及人群的观察入口，更成为谱主及其时代相互关联和阐释的观察入口。
（《伍肇龄集辑注》，且志宇辑注，巴蜀书社，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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