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总书记学典故⑥ |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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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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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霞

在去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其中之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经济伦理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导向和仁义原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出的有关治国理政、经邦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富民厚生”的执政理念贯穿于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始终，并以此作为政治治理、经济发展的核心准则。“富民”一词，最早似见于《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劝导统治者治理国家，首先要使人民富足。《尚书·大禹谟》明确提出“政在养民”，“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厚生”与“正德、利用、惟和”自成体系，劝导古代统治者重视自身德行修养，重视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否则就会失去统治地位。其本质是古代思想家提供的治国谋略，劝导统治者施行善政，追求善治。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纷乱不断，孔子提出“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认为每个人都有财富后,就不会担心贫穷，成员之间就能和睦相处，社会就会安定，国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

“富民厚生”固然有治国谋略的一面，但作为经济伦理，其理论根源还在于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主张是对民本思想的典型阐释，认为百姓才是立国之本，只有将民生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巩固根本，才能实现太平盛世，国家才会安宁。《尚书·正义》主张爱民，就是“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强调要节约财政开支，仁爱百姓，征用民力要尊重农时，不可耽误百姓耕种、收获的时间。

富民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继承与发展，就是对大同社会的推崇与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大同社会中，社会财产为大家共同持有，大家一起劳动，劳动成果由所有人共享，人人安居乐业，共同富裕。对于富民之后的施政方略，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并提出了“惠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论述，主张在民众有了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后着重施行道德教化。在《论语》中，面对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和“既富矣，又何加焉”的疑惑，孔子给出了“富之”而后“教之”的答案，更是进一步明确提出“先使百姓富足，再进行教化”的主张。“先富后教”的思想为孟子与荀子所继承，《荀子·富国》提出“垂事养民”，《孟子·梁惠王章句》篇指出，“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后来孟子将此养民思想予以充分阐发，形成重民、善民、尊民的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富民厚生思想不仅仅为儒家独有，墨家主张“分财不敢不均”，法家主张“论其税赋以均贫富”，道家也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等，都体现出“富民厚生”的执政导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论题，即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义”字本义，指正直公平、善美之物，也蕴含着与经济、政治有关的含义。在传统思想中，“义”被视作行为之所宜，古人以“行义”与否作为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行为。“利”是泛指利益或功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

对于“义”与“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思想家主张不同。少数思想家片面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将“义”与“利”置于对立的地位，过分强调和夸大“义”的价值，要求人们克制、抛弃物质欲望，走向了“重义贱利”的极端。比如董仲舒认为君子无需言利，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程颐、程颢认为有求利之心是不能允许的，无论“利”本身是否有害，“义”才是评判标准。这些思想观点严重束缚了个体的发展，也从根本上就割断了道德与正常利益的关系，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大多数思想家更侧重于认同“义利兼顾”的观点，孔子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还曾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还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著名论断，这里的“君子”“小人”是作身份地位区分的,“小人”即平民百姓的意思，并不涉及当代话语范畴的品德高低。孔子主张应该用利益来引导百姓，从而肯定了民众的求利心理，这得到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的认可和传承。战国时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宋代陈亮、叶适也强调功利的道德价值，认为不谈功利，道义就是虚无的空话。总体来说，儒家大力倡导“义利兼顾”，而不是“义利对立”。虽然把道德自省以及道德完善排在第一位，强调“以义制利”，但对符合人性本然的、应得的物质欲求持肯定态度。

不排斥“利”，并不等于毫无顾忌地追求“利”。孔子认为应当“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公利是实现“义”的基础，要求人们在面对物质利益时，首先要考虑符合道义。荀子同样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强调“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求“利”的过程要符合道义，否则将面临举国上下纷纷夺利而陷入动乱的境地。在义与利的关系中，“义”是核心的价值观，“利”要服从“义”，谋利要合乎价值准则和伦理规范。如果进一步探讨“见利思义”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的“义以生利”的经世伦理。《左传·昭公十年》语“义，利之本也”，《国语·周语中》语“夫义所以生利也”，《国语·晋语一》语“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可见都强调“义”是“利”的根本和来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儒家为主导的义利观也成为人们念念不忘的处世原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传统商业的理念和价值观。“见利思义”具体表现到商业经营理念上，即要求人们在个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这一利益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道德准则，要光明正大地赚钱，不能“见利忘义”、发不义之财。“义利兼顾、见利思义”的传统经济伦理对于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富民厚生体现出的民本思想和执政导向，义利兼顾体现的价值判断和经世原则，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契合，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相切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精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富民厚生”的理念和“义利兼顾”的原则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必将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持续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作者系济南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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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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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名财

面对西方现代性从器物到思想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需要在旧的价值秩序消失后建立新的秩序，实现文明的复兴和再造。中国共产党人在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把唯物史观思想精髓同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贯通起来，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这一观念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可以说，实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和追求之一，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富民厚生的经世伦理，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文化精华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历史本体论的高度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把富民厚生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领导劳工反对剥削争当主人，喊出了“劳工万岁”“打土豪分田地”的响亮口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关键就在于通过土地革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90%的农民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有了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人民需要实现和满足程度，从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来认识富民厚生的重要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党的八大宣布，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说明，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把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富民厚生彰显出新的时代意义。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民族较早认识到“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义是利的来源与根本，没有义限定性的规约，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近代以来，西方所塑造的现代性，未能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它所张扬的人的主体性所获得的只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本的逻辑宰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人们为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奋斗和厮杀，人被物化。

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义以生利传统义利观，锻造出现代义利观。毛泽东善于从中华传统义利观中汲取智慧，指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所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邓小平强调，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明确强调促进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

总之，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以义生利传统经济伦理，将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为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偏颇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在传统儒家看来，义利之辩乃是儒者第一义，是涵养道德和人格的重要内容。而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则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可见，中华传统义利观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内在契合。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定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青年毛泽东提出“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青年周恩来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党的七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则借助中国文化中“有我”和“无我”境界，把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确认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义利观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血脉，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女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都是共产党人义利观孕育出来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淬炼出来高尚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和主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以义以生利的理念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用它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认为“天下本是一家”“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在千年文明史中，中国很多时候国力鼎盛、兵马精良，但却从未有过侵略和掠夺，中华文化不是称霸型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近代以来，文艺复兴使西方政治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由此开启了西方现代政治学。但其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学分裂事实与价值、政治与道德，宣称政治家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国家整体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国家理性主义大行其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秉承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古老智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党的十八大后，我们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旨在探索国与国交往的新型模式。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普世价值”的历史局限。共建“一带一路”新平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摈弃了“零和博弈”陈旧逻辑。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作者系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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