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记忆里，过年意味着吃好点。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川乡村，普通老百姓的吃好点倒是简单——吃上一碗白米“干饭”。因为换作平时，人们大多时候吃的是添杂着玉米或者红薯等杂粮煮的“稀饭（粥）”。若加上一点点肉，配上蒜苗、莲花白（包心菜）或者萝卜，就是上好的过年菜了。
不多的一点肉和酒还要留着大年初二“走人户”或待客用。那时候没什么吃的，有一点扎实、能填饱肚子的精粮干饭，有一点油荤的肉食，便是过年了。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里的年饭普遍都有了鸡鸭鱼肉，家禽大多都是自家喂的。猪肉倒是不一定有，富一些的人家才杀年猪，毕竟喂猪可是一大生计，普通人家卖掉年猪才能有钱买其他物资。
腊肉香肠
四川人过年的风味，自然还少不了香肠腊肉。香肠腊肉几乎是四川人年夜饭、团年饭桌上的必备食品。餐后的瓜子、花生这类炒货，几乎也是过年必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过奶油味的瓜子、红泥裹着的烤花生。如今作为过年时节茶余饭后的零食，品类五花八门，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甚至来自五大洋七大洲都不稀奇。
过去，赶年货会，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都热闹非凡。平日里买不到的或者流行时髦的货品、新奇的物什，在年货会上才能见到。
比如标准年货鞭炮，四川人叫作“火炮儿”，这个儿化音有特别的四川话版本。每到过年，特别是大年三十，放火炮儿的大人孩子太多，尤其到跨年那刻一起鸣放，通常家里电视放着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听不见声的。燃放火炮儿还有可能会点燃木头结构的房屋引起火灾，每年都有事故发生，以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久城市里就禁放烟花爆竹了。
过年还让孩子们感到兴奋的，是置办新衣新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新衣新鞋大多都是自己做，布料要到集市或者商店购买，而且不是想买拿钱就能买到，要凭票供应。
那时候商业用的是“号票”，所谓号票，是规定了哪一天卖什么，每家人按人口数量分配，限量供应。轮到卖布的时日，会在商店发出公告，要想攒做一套新衣新鞋的布料，可能还要花上几轮号票。凭票交易差不多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才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四川，做鞋会用到一种很特别的材料——竹笋壳。笋子壳掰下来用水刷洗后用来做鞋底的基础材料，一层一层叠实，再用布扎起来，纳出来的鞋底既轻巧又结实。若是在城镇里，找不到这样方便的材料，纳鞋底就会用到旧的或破的布头。
当时成都人的年集主要在西门沙湾老会展中心，妈妈带着孩子去买新衣，实行的是“三年计划”，就是一件衣服至少穿三年，买的时候够长够大，第一年穿上肯定会不太合身，要到第三年才最为合适。即使这样，过年的物资都跟早前拿钱买不到的时代不一样了。有的人家花上万元买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而当时成都的房价不过几百元1平方米。年货上大件，曾是那个年代时髦的做法。
中国人是讲礼的，过年自然也是要礼数周到。回家的人，要给老人小辈准备礼物，拜年的人要带上礼信，主人家也要准备着待客的酒水菜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川乡村，过年走人户带的年礼大多是一包糖。可贵的是，糖并非现在工厂生产的包装糖，而是土法制作的冰糖或者红糖。
过年走人户除了带礼信，也要准备红包。跟粤广闽地区发“利是”一样，四川人也会象征性地给孩子发压岁钱，一元二角、十二元等讲个“月月红”的口彩，不一样的是很多家长会根据当时生活状况包上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等。
（据“方志四川” 王孟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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