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张崇鱼，1938年7月出生于四川巴中，中共党员，现任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1992年至今，先后出行170多次，行程80余万公里，拜访上千个单位、6000多位红军将士及亲属，搜集到16.8万余名红军战士英名，掌握红四方面军史料两亿字以上。带头建成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此外，还搜集了20000多张照片，12000多件相关纪念物品，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超过300件。



川观新闻记者 唐子晴 受访者供图

在巴中南龛风景区，有一座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走进其中，将帅碑林迎风屹立，10多万红军将士与红军烈士的名录镌刻在这里，向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参观者讲述着当年红军金戈铁马的悠悠历史。

提起这座红军碑林，张崇鱼有说不完的故事。这位土生土长的巴中人，在50多岁时为一份责任踏上漫漫“长征”，30多年来奔走于全国各地，搜集红军将士名录、资料、遗物，在南龛山上“树碑立传”，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张崇鱼（受访者供图）

耳濡目染

在心中立下一块红军丰碑

1938年7月，张崇鱼出生在巴中市巴州区龙背乡，从小就听父辈讲述红四方面军的英勇事迹，“红军的故事陪伴着我的童年时代，而英勇的红军，自然就成了我们这代人崇拜的偶像。”提起红军，张崇鱼放慢语速，语气坚定。

伴着红军的故事长大，而真正让张崇鱼感到震撼的，是一位老红军身上的伤疤。“在巴中中学读书时，学校请来一位老红军讲党课。课堂上，他边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边掀开上衣，身上露出10多道、每道足足3指宽的刺目伤疤时，我被彻底震撼了。”英雄在张崇鱼心中的形象也具体了起来：原来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常人的悲欢离合。

从此以后，红军成了张崇鱼青年时代前行的榜样。1992年是红军入川60周年，张崇鱼参加筹备相关纪念活动。收集红军史料，大量阅读了有关红军的书籍典故，红军的群像在他的心中愈发清晰：在中国革命最危急关头、在民族存亡之际，都留下了他们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就是这段历史里的丰碑。

活动结束后，张崇鱼萌生了为红四方面军将士树碑立传的想法。“当我的这个想法一提出后，各种声音就扑面而来。有人劝我，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想干个啥？有人给我泼冷水，说这么浩大的工程，比登天还难，你想愚公移山？还有人嘲讽我，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张崇鱼坦言，自己也曾动摇过，但看着一位位红军将士老去，他告诉自己不能再等。

临近退休的张崇鱼，带着一颗赤子之心，踏上为红军建碑林的“长征路”。

找米下锅

行走超80万公里寻来十余万红军名录

1993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巴中建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建设初期，现实情况非常窘迫，“没人、没钱、没阵地，连一部电话都没有。”

没人，张崇鱼和5名同事赤膊上阵，放炮、挖地基、抬石头......文弱书生成了工地上的“多面手”。“和工地的苦相比，没钱的苦更恼火。”张崇鱼又开始四处筹钱，工地急需水泥，他就找到当地水泥厂提出赊欠，“肯定是吃了闭门羹，但我没有放弃。一次不行，那就两次；两次不行，那就三次！”张崇鱼的坚持打动了厂长，终于答应免费资助10吨水泥，解决了燃眉之急。

修建碑林难，寻找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红军遗物更难。从1992年开始，张崇鱼一边操心着碑林建设，一边踏上了寻访老红军资料的漫漫“长征路”。

“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找米下锅、大海捞针。”张崇鱼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凭借一部介绍红四方面军的书籍，便和同事开始尝试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建立联系。

“我拿出了仅有的800元存款，向全国发出了3000多封信函，阐述了我们建设将帅碑林的想法和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崇鱼陆续收到老红军或家属的回信，并通过多次信件来往逐渐建立起联系和信任。

自1993年开始，张崇鱼跑遍全国20多个省区市，总计出行170多次，行程超过80万公里，拜访了1000多家单位和6000多位红军将士及亲属，收集红军纪念物品12000多件。

2005年7月15日，占地120余亩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在巴中城郊南龛山顶正式落成。同年11月，川陕苏区将帅碑林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如今，这里已建有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纪念像园、纪念单碑长廊、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等十四大碑区，共嵌碑4580余块，刻写红军名录13.8万人，成为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

如今，张崇鱼虽已至耄耋之年，却没有停下他的“长征路”。无论走到哪，他用来记录老红军和红军家属联系方式的本子都带在身边，“现在方便了，隔一段时间就要给他们去个电话，方便联系！”张崇鱼捏着手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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