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在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下，明初早朝制度除了开朝时间频繁、开朝时间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开会时间长。明初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大到军事行动，小到民间诉讼，往往参与早朝的有司所管之事，都需要一一进奏、讨论。那么，在这么长的早朝时间里，如果官员感觉内急，应当怎么处理？
明太祖朱元璋也非不通情理之人。按照明代朝会制度，如是上朝议事时遇到紧急情况或身体不适，通报之后经允许时可以离去的。虽然上述规定中没有提到内急，但事实上给了突然内急的官员以离开的借口。毕竟在朝会上，很难有官员会好意思直言内急之事。
明代官员尹直所著的《謇斋琐缀录》，也记载了借故离去并不属于失仪的相关事例。明宫内有诸多宫厕、茅房（据晚明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与《明宫史》与其他相关资料指出，明宫中宫厕数量并不少且多数办公机构中也有厕所，因而对于上朝或者宫内办公的官员而言，如厕并没有太多困难）。大多数明代皇帝，即便在朝会时，也算不上太过严肃，如隆庆阁臣高拱《病榻遗言》载：有次朝会刚一结束，隆庆皇帝便对高拱说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话：“有人欺负我。”明代君主或是由于明初洪武、永乐皇帝为草莽、行伍出身，不拘小节，其后多数皇帝在言语交流方面并无过大顾忌，若是真遇到内急，以咳嗽或身体不适为由陈情离去也不会有事发生。
但如果不知道此礼节，想要忍住待到仪式结束，则更有可能失仪，甚至可能遭到处罚。明英宗时，刑科给事中曾瑄因为早朝时内急，不知是怕禀报失礼还是真的太着急，竟然直接在殿前丹墀（即宫殿前的台阶）失禁，在诸多同僚面前丢脸不说，还引得明英宗大怒，将其一降到底，贬为福建连江县主簿，从此仕途黯淡。
曾瑄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太常寺卿陈道瀛奏祭祀，咳嗽失仪，遭到御史陆琳弹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谭纶因咳嗽被夺俸一月。可见，若明朝官员身体不适或内急选择忍耐，承担的风险实际上比告退离去要高得多。明朝早期，对于失仪的处罚多有杖责，隆万年间之后，罚俸、降调、去职则是主要手段。
除了规定的早朝日期减少外，明代中后期还出现了由皇帝主导的各种长期停朝的情况。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后，皇帝上朝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也导致了“上久不视朝，是日遣内使言奏对数多，不耐劳剧”。
曾经风行于各类文学作品中“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早朝”这一说法，某种意义上，确实指出了万历皇帝的摸鱼和懒政，但其上朝次数虽少，也还没到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夸张程度。万历皇帝的荒政在于其积压奏疏不发、官员任用迟钝与久不决策，而不是不上早朝。毕竟，彼时的早朝上只徒有其表，国事的讨论退居其次，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成为早朝的主要任务。这时，上不上早朝，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据《各界》蓬蒿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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