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陈碧红 摄影 吴枫

头脑、胆识、创新、敏锐,这是颐高集团对“新浙商”的解读,也是这家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创新创业公司的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创业奋斗精神。

从在杭州文三路创立“高新电脑城”,创办起浙江省第一家电脑专业市场,到从IT渠道商向IT专业市场运营商转型,以年均20%的增速在全国布局数码连锁化,最终实现与全球TOP50的IT厂商悉数携手合作……“中国最具成长性IT服务商”“中国IT连锁第一强”的光环一直伴随颐高左右。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腾飞,在浙江本土市场“厮杀”多年的颐高,这一次将目光转向了四川,更确切地说,是四川的二级城市和县域市场。

【对话】

记者:怎么理解颐高这次和四川的相关签约项目,都放在了二级城市和县域市场?

孙力:在这次2020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颐高分别在乐山夹江、遂宁和成都新津落地了新的项目。其中,与乐山夹江合作的项目是围绕当地首位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经济产业园。

之所以瞄准四川的二三线市场,是因为这里的县域、区县一级有较强的产业升级发展需求,所以我们就来匹配它的发展。

对颐高来说,公司发展的前10年都是在做传统产业,第二个10年做的则是产业园区的投资商运营商。具体来说,就是颐高到了不同的地区后,紧扣当地的首位产业,用浙江的优势、新经济优势、互联网优势、数字经济优势,帮助推动首位产业转型升级。

比如,夹江县的首位产业是陶瓷,它的瓷砖在中国西北部市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全国也有相当份额,但长期以来,整个产业发展始终难以在传统格局中破局。实际上,陶瓷产业其实是需要传统产业用新经济和数字经济方式来升级。

这个升级分为两个层次来看:对浙江企业来说,它是原动力,对四川或者中西部地区来说更多是被推动,为什么?因为在数字经济传统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数字化转型会变成市场准入的门槛,但中西部地区很多企业其实还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浙江很多企业都很敏感,主动提出我要数字化、我要数字管理,不说是再等等。

与夹江合作的第二个产业是宣纸。当地的宣纸占全国产量的70%,但市场上出现的牌子大多确是安徽的牌子,这就好比说我们完成了500块钱一刀的宣纸产品,到了安徽贴个牌它就变2000块钱了,说明品牌的附加值非常低。我们做到了真正的工业化,但是没有做出品牌化,这就是非常需要提升的地方。提升不是靠颐高一家企业,而是靠颐高带来的园区招商以及匹配的关联度高的企业和机构来共同帮助。

第三个是夹江的东风堰。东风堰实际上是个文化产品,我们希望的是把东风堰和峨眉山、乐山匹配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通过打造具有展示和体验旅游元素功能的园区,让更多的人来这儿消费和居住。

不管是以上哪个产业,我们去赋能当地产业的时候,一定是和政府的需求匹配度很高的,能找到结合点的地方。

记者:四川特别是成都的数字经济发展也有较好基础,颐高作为一家从浙江起家的企业,势必将形成激烈的竞争,怎么能够更好的融入地方发展?

孙力:四川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这并不代表占据了四川全部的市场。大家都知道,杭州是一个软实力比较强的城市,新经济、互联网、数字经济相对也比较强。拼抢市场,浙江企业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敢干圈外的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浙江现在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的模式是其他省所不及的,最大的特点是每当中央出台一个政策后,浙江省政府或者地级市政府马上就开始研究细则,然后浙商迅速跟进并深挖一层,这是很关键的。二是浙江有人才优势、环境优势、技术优势,如果我要参与成都的竞争,我就会带着这些瞪羚和独角兽一起进入市场,这样就有了更多的竞争机会。

此外,从实操层面来讲,我们更愿意从区县、从厂矿、从工业、从具体的产业链来落地,它一定是精准的,一定是有产业链的,或者已有和它的发展能够关联度很高的,所以我们能快速落地。

但也不得不看到,近年来,浙江本土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杭州企业在本地发展的空间已经非常小,同样一个软件或者同样一个系统,在杭州那是打的你死我活的。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市场却不同,这里还有大量的开发空间,如果我率先走过来了,可能我就在这边是首开先河,我可能就是领头羊。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浙商很会做生意,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孙力:浙商的观念和理念就是敢为人先,但这是个比较大的词。我讲个真实的经历。就在两个星期前, 我到国内某省去谈项目谈合作。在沟通过程中,对方回复说他们有文件但是没出细则,更没干过。这几个词用到浙江刚好反过来,没细则,我们逼着政府出细则,因为政府出政策,没干过的事我们才有机会,这就是浙商形成的思维观念。

很多人都说浙江人会做生意,我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嗅觉比较敏感。现在到了新经济时代,如何把这个东西转化成市场,转化成更多的生意链和生意机会,正是我们在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