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友平
1935年1月15日—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在遵义会议会议的20位参加者中，属同一省份籍贯的，要数四川、湖南籍的领导人最多，均各有5人，两者加起来正好占参会者总人数的一半，且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遵义会议的正确决议。其中的5位四川人即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邓小平，均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中央军委两次审议确认的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共有9位曾参加了遵义会议，其中一半以上是四川人（占5位）。值此遵义会议80周年之际，兹将5位四川籍遵义会议参加者的有关情况简述如下。
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1935年1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部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住遵义老城枇杷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遵义会议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朱德在遵义会上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以切身感受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并提出改变错误领导，言辞激烈，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这一表态十分重要。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周旋，展开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26年后，在庆祝建党40周年之际，回顾遵义会议这段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时刻，朱德元帅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下《遵义会议》一诗：
群龙无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智取遵义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1935年1月7日凌晨，刘伯承指挥红二师第六团智取遵义——六团先歼灭遵义城外1个营的敌军，然后化装成敌人出现在城下，诈开城门，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同日，刘伯承在聂荣臻陪同下进了城门。为了保证中央和军委进驻遵义后的安全，刘伯承还命令耿飚和杨成武带领二师四团对娄山关和桐梓一带的敌人进行攻击，占领此地，使遵义处在了较安全的环境中，为以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一定的条件。1月8日，刘伯承被朱德任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刘伯承还同聂荣臻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被会议采纳。遵义会议后，刘伯承在中央军委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协助指挥红军行军作战。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
坚决抵制错误路线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来开会发言的，因为他在湘江战役时脚负伤，尚未痊愈。聂荣臻在发言中，对李德进行了尖锐批评。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对遵义会议有十分生动具体的记述。在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坚决支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同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坚决拥护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请毛泽东出来领导。在会前和会中，聂荣臻坚决抵制和拒绝了凯丰要求支持博古的劝说。
聂荣臻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
遵义会议情结特深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
杨尚昆以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身份，和彭德怀一起于1月15日中午骑马赶到遵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因路远晚到了半天。而在此之前，杨尚昆曾就彭德怀批评李德瞎指挥致使红军和苏区遭受巨大损失是“崽卖爷田不心疼”的事情告诉了博古（秦邦宪），要求他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认真做自我批评。在会上，杨尚昆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会议决定。
在遵义会议之后，杨尚昆曾三次重回遵义会议会址。
第一次重返遵义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1935年2月27日红军二占遵义后，红三军团司令部设在离遵义会议会址不远的一座地方房屋里，红三军团的一个营当时就住在遵义会议会址。在此期间，杨尚昆又一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第二次重返遵义会议会址是在1958年11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来到遵义。一到遵义他们首先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一走进会址的大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第三次重返遵义会议会址是在1985年2月2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偕夫人李伯钊第四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并坐在他曾睡过的铺上，摄影留念。随后又与夫人李伯钊坐在床旁的木椅上，照相留念。并为遵义会议五十周年题词。
在所有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杨尚昆是重回遵义会议会址次数最多的人，也是遵义会议20位与会者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人，并且是为遵义会议会址的确认和求得毛泽东题写会址匾额作出了贡献的人。《杨尚昆回忆录》中列有专节回忆遵义会议，他很有感慨地写道：“在遵义会议上，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 1992年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出版《中央红军在遵义》一书，杨尚昆亲笔题写书名。因此，杨尚昆可谓是对遵义会议情结特深的参会人。
遵义会议的现场记录人——邓小平
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是遵义会议发言情况的现场记录人。虽然囿于身份，没有作正式发言，但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会议决定。
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没有留下反映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的有关原始文字记载，会议记录至今没有发现，因而就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曾一度成为一个历史疑点。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建立开放时，陈列的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最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
1958年11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遵义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走进当年的会议室，邓小平肯定地说：“会议室找对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个角落里。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随后，经查证，周恩来等一些亲历者都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却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被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增上取下。面对如此诬蔑，邓小平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来到遵义视察时再次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
由此可见，遵义会议中的五位四川籍重要领导人，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遵义会议上都一致坚决支持正确路线主张和决定，在关键时刻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为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编辑：曾东平 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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