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成博 川观新闻记者 肖姗姗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回应吗？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意识如何建立起与国家、世界的联系？11月9日上午，在2020年四川省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怡教授以“发现地方与发现自我——现代中国文学的地方意识”为主题，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地方意识”，向来自全省各市州的50余位中青年作家授课。
授课过程中，李怡以四川本土作家李劼人的创作实践为例，进一步剖析了具有巴蜀文化特征的地方意识，是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显现出来，并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借此告诫中青年作家，作为解释近现代文化发展固有概念的“冲击/回应模式”其实存在其局限性，作家应当真正潜入实际人生中，从本地的风土人情里发掘创作资源。
最早的“新文学”不一定来自留学精英
由于鲁迅、胡适等人均有西方国家的留学背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被解释为中国知识精英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的反应，新文化的传播路径也被描述为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端，再逐渐向国内其他区域蔓延。对此，李怡提出著名的“李劼人之谜”，以此对学界的固有思维进行反驳。
当前，学界普遍将鲁迅1918年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视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事实上，自1915年起，深居四川、尚未留学海外的李劼人，即开始以“老赖”为笔名，在《四川群报》增刊《闲余录》上发表短篇小说，截至1918年，累计有100多篇。“目前仍然可以看到的1915年《闲余录》上的小说《儿时影》，那种清新流畅的文风和对儿童心态的刻绘显然区别于古典白话，呈现出一种‘新文学’的风貌。”李怡表示，《儿时影》所采用的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与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说书人视角构成了明显的区别。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劼人长期享有“中国的左拉”、“东方的福楼拜”等赞誉，以此表现李劼人的写作与法国自然主义之间关联。李怡通过将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同李劼人笔下的蔡大嫂形象加以比较，指出了看似相同的两个文学形象背后实则存在深层次区别，蔡大嫂并非对包法利夫人的复刻，而是一个诞生于四川土壤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性，源于她自幼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对浪漫爱情的持久幻想。而出生于成都附近斑竹园的蔡大嫂身上，体现的是一位乡镇女性对都市享乐生活、休闲文化的本能的向往，“蔡大嫂的理想不是在教育中发生的，”。李怡同时还指出，在李劼人“大河小说三部曲”中的三个主要女性形象，蔡大嫂、伍大嫂、黄澜生太太身上，无不体现着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人的道德状态的变化。
李怡认为，是清末民初成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大趋势，以及这个过程中民风民俗的变化给了李劼人丰富的创作灵感，“李劼人抓住了四川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自然变化中的新现象”。
新与旧没有截然的区分
针对如何看待四川本土意识的问题，李怡指出，四川文化传统中独特的看待世界与历史的方式，往往并不认为事物仅有一个观看方式，“四川文学中的龙门阵传统，就与很多地方的说书人传统存在显著区别。在说书人的传统中，存在着一个全知全能的说书人，但龙门阵传统讲究多声部、对话和怀疑，是一种没有中心、没有必然主题的闲聊。”
李怡认为，正是这种具有四川地域特色的龙门阵传统，带来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用多种眼光去看世界的可能性”。在初版《大波》中，李劼人借书中人之口对保路运动的描述，就体现了作者本人跳脱主流史观，所看到的运动背后复杂的现实。
“李劼人在市民生活中悟到了人性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从而写出了别的主流作家写不出来的东西。”李怡告诉现场的中青年作家，李劼人的实践表明，从地方资源出发，借助作家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发现很多非常深刻的道理，“借助作家独特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些地方资源对国家、对世界的意义”。
与李劼人同批的四川诗人，如郭沫若、叶伯和、吴芳吉等的写作实践同样显示了从四川本土意识出发，所能达到的普遍性影响。“这与既开放又保守的蜀学传统是分不开的，体现了在四川人的观念中，新与旧没有截然的区分。”李怡指出，在张爱玲、老舍等人的创作中，地方意识同样是成就其长久的文学价值的重要来源。
李怡告诫中青年作家，应当真正潜入实际的人生中，从本地的风土人情里发掘创作资源，进而“从局部经验中，发现成普遍、共通、人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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