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之美——浅谈邱华栋诗歌｜西岭雪·文学评论

段爱松

从邱华栋1984年15岁时在新疆《昌吉报》发表第一首诗歌《做一棵生长的树》开始，其诗歌在30多年间产生了几次裂变，这是一位诗人内心不断成熟却永葆激情的文字体现，一如邱华栋所说：“虽然我已经长成了一个略带沧桑、蒙尘蒙垢的中年人，但是，诗歌却使我保持了赤子之心和少壮之身，乃至甚或还有一颗少年的不羁灵魂。”或许，我们可以从邱华栋诗歌裂变之美的背后一探究竟。

第一裂变：“从火到水”

邱华栋1969年出生在新疆昌吉市，在他18岁离开昌吉市到内地求学前，除了“1岁到2岁时我在西峡山沟里住过两年，10岁的时候，又回到西峡住过1年，在老家河南一共居住过3年”的经历外，其他15年时间，他都定居昌吉。

正是西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再加上上世纪80年代诗歌潮流的影响，特别是受“新边塞诗群”的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张子选等人的影响，造就了邱华栋早期诗歌阔大宽厚、激情四射的抒情风格。

当然，随着邱华栋到武汉大学学习，接触到了“朦胧诗群”北岛、杨炼、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还有在大学学习期间，邱华栋广泛阅读了现代汉语白话诗人胡适、卞之琳、冯至、闻一多、郭沫若、朱湘、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王独清、艾青等人的作品，乃至后面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翻译诗，其诗歌风格相应也不断朝前发生着创作美学上的裂变。当然，这是一个诗人创作手法和艺术造诣经过循序渐进而不断走向成熟的漫长过程。

探究邱华栋诗歌裂变美学的生发根基，或者说是源头，还得从他的早期诗歌以及第一部诗集《从火到水》说起。

这首诗是邱华栋所有诗集中收录的创作时间最早的诗歌，而且时间非常具体。那时邱华栋正好16岁，正如他在少年时期写下的：“15岁的我小脸蜡黄，坐在天山脚下一座被戈壁滩包围的小城市的小平房里写作。”（邱华栋《做一棵生长的树》）诗歌中已有了对远方的期许和向往，这是一位西部少年内心真实的写照。

正因为邱华栋生活在中国的西部，生活在并不发达的小城镇，人的天性，诗人的天性，既是放开的又是被压抑的，诗人内心渴望更为广阔的天地，所以，在夜里灯下看信，信来自远方；抬头再看星星，星星也来自高远之地，并且闪烁不定，整个晚上，一直到黎明悄悄降临，诗人彻夜未眠，都在幻想，都在渴望着远方和未知的道路。

这首诗歌，可以说是邱华栋少年时代真实的内心写照，他心怀远大，敏感细腻，用质朴且略带青涩的文字，开始出发，开始构建自己的文学王国。

在这个时期，邱华栋还写下了《嫩芽》（1985年3月2日）、《零的形象》（1985年3月）、《季节河》（1985年11月7日）、《雨夜》（1986年8月26日）、《树》（1986年8月28日）、《鹰之击》（1986年10月30日）等。这些诗歌尚处在零散的吟唱阶段，是诗人18岁成年前的习作，不过，里面还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形式探索。比如《树》，整首诗歌的外形就像是一棵挺拔的树。显然，邱华栋受到过类似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宝塔诗”形式的影响。还有《雨夜》，同样也是在诗行的排列上，追求下雨时的倾斜弯曲效果。

由此可见，作为少年诗人的邱华栋，希望在模仿中有所创新，超越自我。这是一位诗人最初的一种自然创作方法，从中也可以看得出邱华栋力图突破自我的努力。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邱华栋的诗歌在1987年后，产生了第一次裂变，作为其早期系统性的写作方向和标志性的诗歌出现了。

从《从火到水》这部诗集中可以看到，邱华栋的组诗和小长诗开始显现，并且，这些组诗和小长诗的质量比较整齐。这样的诗歌样貌，绝不可能是诗人随意或偶然写作的结果，而是深入思考的系统呈现。

这一点，令我十分惊讶，毕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邱华栋写下这些诗歌的时候才十七八岁，并且是在相对封闭的小城昌吉。这些组诗和小长诗，已经初步具有了雄浑壮阔的风格，写得激情澎湃，炽热深情。

比如，第一组以西部为主题的诗歌，包括《西部风骨》（1987年7月1日）、《西部群山》（1987年12月5日）、《西部子民》（1987年12月9日）、《大西北唱给南方的情歌》（1987年4月24日）《西北高地》（1988年5月14日）等。

这些诗歌显然也受到“新边塞诗群”的影响，立意高远，大气开阔、意蕴绵长，充分体现了邱华栋作为西北少年对故土的赤子之情，青春之火，以及作为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不羁灵魂。

正如邱华栋所说：“我就是那个浪荡的骑手，那个穿越了密集的青春火焰，歌唱明亮的生活和世界，胸中的热情像岩浆和泉水一样沸腾的少年，那时候他和诗一同生长，和马一同在春天里疾驰，头发和愿望一起在阳光下挥洒，我就是那个骑马浪游的少年，我歌吟最初的热烈和纯情。”

是的，少年邱华栋这么想，也这么做。在他的组诗中，喷涌着激情，流淌着火焰，高飞着雄鹰。这些大气磅礴的诗作，竟是出自一位未满18岁的诗人之手，不得不让人惊叹其才华的炫目和胸襟的开阔.

邱华栋正是借助这些诗歌，完成了诗歌写作道路上的第一次裂变。当然，不得不提在此期间，他还完成的一首小长诗《英雄挽歌》（诗交响），这首英雄挽歌还有另一个版本《皮匠之歌》。

两首诗歌在主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了一些表达上的差异和补充，但这并不妨碍两首小长诗对邱华栋诗歌写作的探寻之路，反而让人看到他孜孜以求的探索变化与精益求精。

毫无疑问，这首小长诗在邱华栋早年的诗歌写作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也是他除了以西部主题为组诗外，诗歌美学第一次裂变后，最能凸显其早期创作风格和最具份量的诗歌作品。

《英雄挽歌》（诗交响），在结构上一共有三个乐章，分别是第一乐章“诞生”，第二乐章“创世界”，第三乐章“哀歌与呼唤”。整首诗歌结构严谨，意象纷呈，内蕴丰沛，张力十足， 似乎受到了希腊诗人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英雄史诗》的影响，具有交响乐的复调之美，以及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这首小长诗的三个乐章环环相扣，极具想象力和爆发力，同时又暗含哲思力度与命运通感。邱华栋少年时代对诗歌的思考和写作追求，在这首小长诗里得到充分的展现。可以说，以西部为主题的组诗和这首小长诗构成了邱华栋早年诗歌的主要风格。

不过，邱华栋的第一次写作裂变，并不止于这种风格，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1992年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前），他同时还写下了相当数量和多种题材并带有早期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成为他诗歌美学多变的有力佐证与补充。

比如《叙述美丽的死亡》（1988年12月9日）、长诗《表情》（1989年9月25日——9月27日）、长诗《葬礼》（1989年10月21日）、长诗《逃亡》（1990年2月6日——7日）、组诗《农事诗》（1990年7月22日）、组诗《樱花大道》（1991年3月24日）等。

这些组诗、长诗，以及数量众多的短诗，很明显仍带有相当的主观抒情性，这是由于邱华栋延续了少年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感伤主义所造就的特色。同时，这些诗歌在追求美学多样性的第一次裂变中，也渐渐完成了邱华栋诗歌写作第二次美学裂变的准备。

《叙述美丽的死亡》这首诗歌带有更私人化的感伤抒情色调，诗人的细腻敏感，在诗行中穿行。对生与死的思考，实际上在邱华栋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青春的激情以及相对单纯的人生阅历，更多地是为第二次诗歌的裂变做着情感方面的储备。

这两首创作时间十分接近的长诗，虽然主题不一样，但诗歌中翻涌着向前冲的力量感。1988年，正好是邱华栋从新疆到武汉上大学的时间，我们可以从诗歌中体会到，诗人因为开始实现了自己的远方目标而充盈着奋发向上的朝气。诗人的关注点，这个时候已经更多地从地域转向了新的环境与新的内心。这无疑也将是诗人创作第二次裂变前发出的先声与号角。

《逃亡》这首诗歌所折射出来的怀疑精神是可贵的，这是一位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邱华栋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肯定接触到了完全不同于昌吉的风物，并且随着他的年岁渐长，以及生活阅历和思想深度的加深，其诗歌也在悄悄地发生转化。但此时，仍然处在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逃亡》中读到疑惑与不安，同时也可以读到一位诗人正在蜕变的发音。

邱华栋在《农事诗》里凸显出一种气度，这种气度一直延续至今，那便是宽阔的温情。这是邱华栋诗歌非常重要的一种底色，正是有了宽阔温情的抒写，才可能产生更大的悲悯情怀，也才可能让邱华栋后来的城市诗歌写作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和深切的哀痛之心。

1991年是邱华栋诗歌即将产生第二次裂变之美的关键年，这组《樱花大道》是在他的母校武汉大学写就的。此时，邱华栋的心里已经有了更远大的目标的追求，武汉大学，只会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中转站，武汉大学美丽的樱花和美好的春天，并不能让诗人产生留下来的想法。这位雄心勃发的青年，看到的是这个美丽场景上，更加深广的繁荣之地，那里是哪里呢？诗人像是早已了然于心。

正是诗人大学毕业后的去向选择，让他的诗歌突然获得了一种力量，这是一种神奇的蜕变，像是忽然打开的一道门和一个世界，里面是崭新的，是一片足以让邱华栋的诗歌之路乃至文学之路，走向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广阔天地。

第二裂变：光之变

1992年，对于邱华栋的诗歌创作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起始之年。这一年，他来到了北京工作。这一年10月，他写下了这首蜕变之诗《北京，大城漂浮》，写下了这般不同凡响的句子，完成着诗歌道路上如光一般闪耀迅猛的第二次裂变。

在这首小长诗里，不再有青春激情，不再有西部风情，也不再有樱花浪漫，有的只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和生活，有的只是感同身受的压抑与异化。邱华栋以诗人天生的敏感天性，从现代化快节奏的北京生活中，嗅闻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诗歌气息，一种波德莱尔《恶之花》里的相关气息，他感觉到了一种巨大，一种一不小心就会消耗湮没掉自己的巨大。但是，千千万万个自己的影子，每天都穿梭在这种巨大里面，每天都得以自身的卑微抗拒来自于大城的倾轧。

城市带来的幻灭感，无疑给邱华栋的诗歌注入了另类的力量，使得诗人不得不自省和深挖。迅速流动着的一切，指向着现代文明背后隐藏的不可停顿的匆忙与焦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和时代的关系，人和自己关系，这些重大的命题，在诗歌中被激发出来了，诗人必然感受到重压，诗人必然要在文字的裂变中承载、阐释和追问这一切。

城市的阔大与个体的渺小，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紧张对应关系。城市的这种大，并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大，更是现代文明无形之手推动着的不断挤压生命个体心理空间的大。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要远远超过邱华栋在昌吉或者在湖北武汉的繁复。

就仅仅拿人际交往来说，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更何况此时的邱华栋是以成年人身份穿梭于成年人的世界，而不是童年少年和青年求学时期的邱华栋。所以，面对身体和内心处境的极大变化，诗人必然会有所反应，诗人的写作，也必然会产生根本的更为成熟的裂变。

立交桥，高速路，假面舞会，卡拉OK酒吧，发廊……这些大城市特有的物像，对新进入这个城市并成为这个城市一员的诗人来说，是实在的又是虚幻的。诗人眼中再看不到西部的风景，也看不到校园的樱花，诗人的心，随着城市脉搏而获得新的韵律和节奏，生存的压力与生活的希望同在，矛盾的焦虑和理想的脚步同行，诗人因此获得了与血肉思想更为贴近的文字通道，无论是挣扎也好，妥协也罢，只要睁开双眼，这个城市就是诗人必须要面对的一切，也是邱华栋诗歌必须要解决的一道大题。

值得庆幸的是，诗人做到了，他的笔像锋利的匕首一样，层层剖析着大城。也就是从这首《北京，大城漂浮》开始，北京的邱华栋超越了新疆邱华栋，当然，更超越了武汉的邱华栋。在北京，诗人获得了空前的感受力，并将这种感受力和先前的少年理想，青年思索结合了起来，以更加犀利，更加自省，更加内敛的方式，完成了诗歌写作道路上第二次裂变。同时，也获得了这种裂变激荡后新的美学目标与追求，极大地拓展了其作品对城市文学的新表达。

评论家谢尚发在《梦语者的归返、城市和他的诗——邱华栋诗论》中曾指出：“在邱华栋的诗歌中，一俟涉及城市的书写，永远牵涉着两个方面：其一，对城市器物的描绘，以及附着于器物之上的种种情感；其二，对城市相状的刻摹，以事件和经历的方式呈现出都市生活的种种不堪。很显然，相比较于波德莱尔在书写城市的时候所使用的‘象征的森林'，邱华栋更愿意直面都市的器物与事情，谓之为现实主义有失偏颇于刻板印象，谓之为‘印象主义'则失之于走马观花的阅读感觉，称之为‘城市的素描者'或者更为准确——一方面是写实的精神记录下城市的种种，另一方面则是用了情感的调色将之晕染、变形、扭曲，以映衬着梦语者的归返和黑夜的沉思，因为城市几乎是梦语者逃离的地方，又是必须栖身其间的场所。”

这个论断，指出了邱华栋诗歌创作美学第二次裂变后的基本特征。当然，还不仅如此。实际上，邱华栋之所以能以这样一种诗学视角和眼光看待和描绘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跟他早年一直践行的第一次裂变的诗歌美学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传承上，两者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手心向内，手背向外，没有向内的手心，就不会有向外的手背。没有邱华栋作为激情澎湃理想少年的诗情，就不会有后来邱华栋作为冷静内敛的中青年诗人的诗风。没有打出去的那一拳拳，就不会有收回来的一掌掌。

邱华栋就像一个练功渐得真谛的高手，在新的大城里，任意挥洒着招式，只不过所有的招式背后，凸显的是作为新城市诗人的悲悯与情义，质疑与奋争，拯救和超脱。

如果把《北京，大城漂浮》看作是邱华栋拓展城市诗歌书写重要的开篇的话，之后的若干年间，他不间断地写下大量此类诗作，比如《1992年8月24日深夜2时经过石家庄》（1992年8月24日）、《工业花园》（1993年3月22日）、《高速公路》（1993年4月8日）、《诗》（1993年6月2日）、《午夜的孩子》（1997年1月13日）、《小夜诗——仿布罗茨基》（1999年1月30日夜）、《二十六个鸟巢》（2001年3月22日）、《杭州的雨》（2002年9月16日）、《在西塘》（2002年9月17日）、《2002年中秋，9月21日》（2002年9月21日）、《航空港：大地回收她金属的儿子》（2003年4月8日）、《京东偏北，空港城，一只松鼠》（2004年5月）、《死人》（2004年7月16日）、组诗《东北三个省》（2004年3月24日——26日）、《4月24日叙事诗》（2008年4月24日）、《公路上的一只猫的死》（2009年3月31日初稿，8月1日修改）、《2009年7月24日，下午大雨，我驱车奔向石家庄》（2009年7月25日）、《上海的早晨》（2009年8月22日）、《在万圣书店看到柴静》（2010年11月2日）、《安静的房间》（2011年9月4日）、《八大处》（2011年11月1日）、《蓝色灭火器》（2014年4月）、《地铁里》（2014年7月22日）……

这些作品，无疑是诗人从自发到自觉的一次蜕变，也是诗人在时间和生命探索中的一次华丽转身，奠定了邱华栋现在诗歌的基本风貌，使得邱华栋的诗歌创作，因为更贴近生活和理想本身而显得更加纯熟且游刃有余。其中一些诗歌里的句子读来更别具一番滋味，它们是诗人在城市点燃的火焰，也是诗人撩拨城市的敏感神经，只要诗人的心中充盈着悲悯、爱与希望，便会在诗行中暴露着城市的伤与痛。

我们从这些诗歌中，看到了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邱华栋对城市文学拓展性的书写，也看到了邱华栋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第二次的裂变。这是一次有着光一样耀眼迅猛的裂变，因为这是来自生命和生活内部的撕扯，也是邱华栋20多年城市生活的累积和叠加，更是诗心与诗性走向更为成熟的标志。这些具有开创性和启示性的以小见大的城市诗歌书写，是作为诗人邱华栋当下重要诗歌身份的“立字为证”。

霍俊明在《“吱呀”声中拨转指针——重读邱华栋》一文中，也指出了邱华栋诗歌以小见大的启示性书写的一些特征：“在邱华栋这里，他的诗歌几十年来几乎不涉及庞大和宏旨的诗歌主题，也就是在惯常意义上看来是属于‘轻体量'的写作——轻小、细微、日常。但是这些诗歌却在多个层次上打通和抵达了‘精神体量’的庞大。这实际上也并不是简单的‘以小搏大'，而是通过一个个细小的针尖一样的点阵完成了共时体一般的震动与冲击。具体到这些诗歌，我提出更为细小的几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不仅是来自于邱华栋的个人写作，他平衡得非常好，而且还在于这些关键词与每个诗人甚至整体性的时代写作都会有着切实的参照和启示性。”

这个论断，正贴合了城市生活琐碎、日常、轻小、细微、快节奏等特征。邱华栋第二次裂变诗歌特有的视角与力道，无疑为城市文学的拓展注入另一种活力和温度，更为其诗歌创作的第三次裂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第三裂变：禅诗、多向度及未来

作为永远在探索路上追寻的诗人，邱华栋2023年6月年出版了一本另类的诗集《碰到茶喝茶  遇到饭吃饭》。这本诗集里的部分内容，曾以中韩对照本在2021年6月印制过（2017年还以《碰到茶喝茶  遇到饭吃饭》——邱华栋禅诗中英文对照集印制过）。

邱华栋在禅诗创作谈里说：“我为什么写起禅诗来了呢？一是多年以来，我走过不少禅寺，南北东西乃至日本的寺庙，都看过不少，偶有所见，就记录下来。二是，断续读了不少禅宗的书，如《坛经》《景德传灯录》《祖堂集》《五灯会元》《宗镜录》《碧岩录》《禅宗无门关》等等，还有欧美日研究禅宗的一些书，看到很多禅师故事、禅宗公案，偶有所想，就记录下来。三是，到了四十多岁了心境变化了，安静的时候，内心里会忽然如同泉涌一样蹦出来一些句子，偶然飘过，就记录下来。我就这么写下了这些禅诗。”

值得注意的是，邱华栋拥有着特别巨大的阅读量和家庭藏书，这自然是一个写作者取之不尽的宝藏。另外，无论是从文学视野，还是社会阅历，邱华栋更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宽度和高度。无怪乎截至目前，在他创作生涯里能马不停蹄地写了1000万多字包括小说、非虚构、评论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单就这些文学创造和文学训练，都足以支撑起邱华栋在诗歌创造性写作道路上一次又一次的裂变。

当邱华栋经历前两次诗歌写作的华丽转身后，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写作境界，自然成为他第三次诗歌裂变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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