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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四川原达县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永开同志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周永开》在全国公映。电影在周永开的真实生活、坎坷经历、感人事迹的基础上创作，选取最有表现张力的段落，以小见大，从不同侧面展示出周永开的高尚品质和传奇人生。电影上映后，社会反响强烈。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西岭雪”版、川观新闻文艺评论频道特约部分评论，对电影进行多角度的点评，敬请垂注。
曹文润
电影《周永开》这部闪耀着理想光芒的传记电影在全国公映后，社会反响强烈，持续感动无数观众。走出电影院，我的脑际一直闪现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不见血肉横飞的火爆战争场面，更不是悬疑丛生的惊悚推理大片，为什么能激发广大观众尤其是川东达州巴中群众的强烈共鸣？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这部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周永开》以朴素的镜头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语调，塑造了一位“一生忠于党、赤诚为人民”的崇高党员形象，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美学创作观念和价值立场。担任本片编剧的柳建伟坦言：“周永开的经历很有可塑性，他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一生中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风采。”导演聂云鑫表示，这是一部能让年轻一代感受到真诚、鼓舞和力量的主旋律电影。
那么，《周永开》究竟采用的是哪种叙事结构？
电影是一种具有强大叙事能力的综合艺术形式。电影的叙事结构是一部影片生命的骨骼和主干，更是确立一部影片的基本面貌和风格特征的重要元素。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文学的叙事结构即情节安排，他认为悲剧情节应有头有尾（完整）并有长度（时间延续过程）。路·吉安乃蒂似乎说得更透澈：“一部影片的结构是指它的结合原则——部分如何与整体相结合。所以一部影片的情节只是一种结构——一种强调事件和各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构。”
在传统叙事作品中，情节结构是占主体地位的，最常见的就是戏剧冲突结构：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电影结构模式类型最常见的是因果式（亦称戏剧式）线性叙事结构，这一直是中外电影编导最热衷采用的方式之一，至今仍然流行。
电影离不开讲故事，讲故事离不开人物的行动。
如何表现周永开70多年党龄的壮丽人生？如何诠释周永开一生“忠诚于党、赤诚为民”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周永开》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在叙事构筑上另辟蹊径，大胆采用散文化叙事结构，变线为点，有意识地淡化故事情节，强调情感渗透，以情动人，注重意境烘托。整个影片不再追求叙事的起承转合和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而是借助朴实抒情的镜头语言，充分利用电影蒙太奇与音画关系、时空穿插与细节刻画等叙事手法，运用闪回技巧，节约叙事时间线索，串起细碎的片段，使影片的风格平和流畅，娓娓道来，实现了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回忆、真实与联想之间的自由游离与切换，扩展了艺术表现空间，大大强化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青年周永开出场的新婚大喜之日，遭遇恶霸保长敲诈欺凌，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旧时代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他为给病重的儿子治病，半夜敲开药铺讨要救命药，药材被兵痞强行抢夺，眼睁睁看着亲骨肉活活被病魔夺去幼小生命，夫妻抱头痛哭，悲恸欲绝——这两个情节铺垫得非常到位，非常必要，它是周永开开启革命人生的心理驱动，是全片的压舱石，具有强大的叙事逻辑。它体现了青年周永开对反动政权的绝望和憎恨，成为日后冲破黑暗和苦闷，寻求光明，毅然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妻子一起投身革命道路的心理动机，更是在漫长人生中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动力源泉。
通常来说，一部电影要么围绕一个完整的中心事件展开叙事，好处是紧凑、节奏快、矛盾不断、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直到高潮爆发；要么讲述一段相爱的两个人历尽生离死别，海枯石烂心不变的旷世奇缘；要么一开始就使用“强起”杀手锏，抛出一个巨大悬念的离奇命案，紧紧吸引观众的眼球，再层层剥笋，直到最终真相大白。这些惯用的叙事手法，显然不适合传记电影《周永开》。
《周永开》主创人员运用周永开爱恨交织的情感线，有机地串连起从周永开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提炼出的四个篇章，完成了对周永开光辉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成功地抓住了周永开对党的永恒追随的人生主线，而且将他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爱、对腐败行为的切齿之恨，他的爱恨分明、刚正不阿的性格表现得血肉丰满、淋漓尽致，彰显了周永开“忠诚、担当、奉献”的共产党员高尚品质。
在当下电影资本片面追逐票房的风气下，低成本投入影片《周永开》带来的社会反响，犹如为电影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春风。期待在追求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选择上，有更多像《周永开》这样的优秀影片做出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作者简介
曹文润，作家、影视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达州市文学艺术院特聘作家，《巴山文艺》杂志副总编兼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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