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肖姗姗 成博

“公元759年，高适与杜甫在成都再度相逢，这时高适已是功成名就，而杜甫却依然是一介布衣。昔日的朋友此时地位悬殊，他们的友谊能否继续保持？又如何保持？”这是一位小学三年级学生杨思一提出的疑问。

5月27日下午，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杜甫 成都 诗”系列讲座第十五讲“高适与杜甫——飞腾无那故人何”在阿来书房开讲。杨思一的发问，令全场刮目相看，也为这个系列讲座带来了全新的开场。小小年纪竟如此了解中国古典诗歌，这正是阿来所期望看到的“挑战式阅读”。在接下来的时间，阿来以诗证史，以史证诗，接续第十四讲，从高适来到成都之后的经历开始，再次深度剖析了高适与杜甫的交情，在两人聚散离合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阿来在活动现场

阔别十余年

二人渐行渐远渐无书

先来解题，“飞腾无那故人何”。何为“那”？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方位，而是我们说的“无奈”。但此“无奈”非彼无奈，就像唐诗里的“可怜”是可爱一样，这是数千年来语言当中的流变。那么，杜甫这句诗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呢？先来看高适的人生轨迹。

759年春天，高适来到了成都。来到成都的第一个职务是彭州刺史，其实这之前他已经来过一次成都。是什么时候呢？安史之乱爆发，“大家知道安史之乱爆发是755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因为唐朝经过开元、天宝年间，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安禄山的叛军所向披靡。”阿来说，当时的高适在镇守潼关，唐玄宗逃离到成都时，高适忠心耿耿，是少数不多护卫唐玄宗来到成都的官员之一。

这是高适第一次来成都，第二次来已换了天下，唐肃宗的时代。但高适这个人有情怀，直言不讳，常常得罪人。所以，他第二次来成都担任彭州刺史，其实是被贬的。过了半年，杜甫来到了成都，十几年前离别的好朋友，又身处同一个地方了。而此时，高适经历了官场的起起落落，好歹是一州的州官，而杜甫呢？进士没考上，好不容易当上个左拾遗，还因为触怒皇帝，被贬，后又因叛军打来，只好弃官流亡了。

阿来说：“两个人的来路，起点一样，但慢慢行到中途，人生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有些人似乎一路顺遂，他的人生正在往一个开阔处去，但有些人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而不是越走越宽，就像杜甫和高适这样两个人，只有论诗歌才华，高适可能略低一点。”

活动现场

两寄诗作无音讯

高适离世杜甫放下

公元762年，妻儿还留在草堂的杜甫只身在绵州梓州一带流浪。此时，高适接了严武的班，接任节度使。杜甫写了首《寄高适》发往成都府，委婉地问此时能不能回成都，但杜甫始终没有收到高适的回答。阿来认为：“那时高适很忙，而且忙得焦头烂额。一上任就遇到徐知道兵变，先在成都平乱。乱刚平，西边岷山中的松州、保州、维州三城受到吐蕃大军的猛烈攻击，将要不守。当此关头，要他去照应一个诗人的衣食怕是有些不耐烦吧。”

高适忙于战事，杜甫也忧国忧民，关心前线。写下《西山三首》，讲述当时危急的情况。而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分析高适失去阵地的原因：运粮太远，分兵太多……阿来说：“杜甫自己认为他分析得比高适好，他在给高适提意见，”但高适听不听呢？可想而知。

后来，严武又回到成都接替高适担任节度使，高适被调回长安。那时，杜甫还在阆州流浪，一听这事，他就打算赶回来跟高适告别。“但高适急急忙忙要回长安，于是杜甫赶紧先写一首诗，向高适表达希望友谊长存的意思，高适回没回呢？不知道。”阿来说，杜甫的诗流传下来1400多首，而高适的诗，有说205首，有说216首，但都只相当于杜甫的1/7还少一点，根据流传下来的，确实也没有高适回复杜甫的诗。

杜甫写的这首诗，就是《奉寄高常侍》，也就是讲座的主题“飞腾无那故人何”的出处。阿来说：“杜甫向高适倾诉，'十几年过去了，你节节上升。'他感叹两个人命运如此不同。”这首诗也没有等到回复。

765年5月，杜甫离开成都，走到半路，惊闻高适去世。于是，又写下《闻高常侍亡》，以大悲的“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悼之。此时的杜甫，已经愿意放下了，阿来认为：“死亡会过滤一切，中间可能有一些小哀怨，高适不理他。但是到这儿，人一死，一切放下，他感念的是他们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有贫富之分，高低贵贱之分，但因为诗歌这样一种共同的兴趣而结下的友谊，还是值得怀念的，而且时时会令他感伤。”

阿来在活动现场

开创边塞诗派显才华

仁恕精神是中华美德

因诗结缘，惺惺相惜。被杜甫看重的高适，也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阿来说：“我们如果按年纪排序，可以说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王维、高适、杜甫、岑参这些人，让盛唐诗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高峰。尤其是高适和岑参，开创了一个雄壮的关于战争的诗派，边塞诗。”

阿来讲解的第一首高适诗，正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阿来认为，这是高适最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品，写得很豁达，此外，还有《燕歌行》和《赴彭州山行之作》。

说到《燕歌行》，阿来先普及了这个体裁的由来，“《燕歌行》是曹操的儿子传下来的。燕就是幽，北京、河北一带，那时候是唐的边界，写《燕歌行》相当于写边界，但很多人不是写边界人的生活，是写军人出征，闺中怨妇的心情，讲的是离人的哀怨。但高适首个创新，把写怨妇心情的东西，写成了荡气回肠的边塞诗。

在阿来看来，即便高适对杜甫有疏离冷淡，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才能。

阿来感叹：“高适与杜甫两个盛唐诗人，他们在诗歌上互相欣赏，也因为贫富穷达不同而产生亲密和疏离，而这种亲密和疏离又跟当时的国家政治，发生了很多关系，构成了一个诗人的历史。”阿来表示，从高适与杜甫的关系中，就能看到中国古代文人身上存在的风范，就是不以过分重的私人恩怨和政治分歧而影响两人在人格平等意义上的正常交往和互相赞赏、互相欣赏。

“我们读过高适评价、欣赏杜甫的诗，也看到杜甫在高适去世后放下所有怨气，重新对高适这个人平生业绩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对他们一生的友谊作一个正面的总结。我们从孔子时代开始，在道德上讲求一个'仁'，'仁'里包括一个东西，恕，宽恕。高适对于杜甫，杜甫对于高适，在不断的关系修正中，都充满仁与恕的元素。回顾中国古代那些优秀人物，比如我们的四川老乡苏东坡，这样的精神就表现得更为充分，他是怎样对待那些曾经对不起他的朋友，怎样对待针锋相对的政敌，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

（图片由阿来书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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