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欣

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有一个能够统会人心和力量的大理想，再辅之以全体人民的团结奋斗，这个民族才能够强盛。而这样的民族大理想是需要由一个伟大而有力的哲学来宣示的。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承担宣示民族大理想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我们一次次实现飞跃、已经升华为时代哲学的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需要，更是对真理新境界的开辟。

新时代哲学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

必须符合中国现实的需要。任何一种主义、思想要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都必须具备鲜明而深切的现实关怀才能够深入人心。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总的战略安排。这里面的每一项目标和任务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不可企及的。当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层次之分。比如，居民收入在未来五年的目标是：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到2035年的目标则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任何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要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才能取信于民。党的理论，因造福人民而生，也因造福人民而兴。这是最朴素直白，也是最切中人心的真理。

必须要有理想引领的力量。一个民族，呈现出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否实现民族理想。主义和思想所具有的凝聚民族精神的引领力量，在今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荣却艰险的新征程中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党的层面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出现在大会主题中，贯穿整部报告。而从国家和民族层面看：报告把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都具体点了出来，以文化基因彰显道义力量。再从社会层面看：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等等，无一不是为了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汇聚到民族复兴伟业上来，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必须创设新的理论和方法。新时代哲学当然不是思想、观念的胡乱杂糅或简单堆砌，而是在认清中国现实需要基础上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创新。全面系统整体的观念在新时代哲学指引下的决策部署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无论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主要内容的全面概括，还是对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深刻总结，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由结构上的完整性、逻辑上的严密性、思想上的开拓性而彰显出来的高屋建瓴、深邃精湛的指导思想的哲学意蕴和理论魅力。也因为它是集体而非个人的、系统而非零碎的、实际而非抽象的、因应时势而非骤然形成的新时代哲学，因而也就具有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指导意义。

必须拥有世界大同的胸怀。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是新时代哲学的题中之义。未来世纪对人类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也是全球层面的。在人类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已有或潜在的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反之，谁能更加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更大贡献，谁就能赢得世界的信任与尊重。这个世界的差异太多、太大了，贫富强弱的悬殊也太多、太大了，一个能够将这样的世界成功联合起来的文明体，不仅要向世界彰显出它的繁荣富强，更要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以及包容各种文明、并能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处的能力。而这显然既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优势所在，也是新时代哲学拥有的人类关怀和天下情怀。

“两个结合”开辟真理新境界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样是在经历过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惨痛教训后，我们党才意识到“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更是在与中国现实实际、中国历史文化相“磨合”的过程中，通过与时俱进地回答和解决不同时代课题而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后，越发相宜、越来越行的，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方面，从实际的结合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渊源上分别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老祖宗”。一个属于思想理论上，是我们经过比较鉴别后主动选择的，是被革命、建设、改革的一切成就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的；一个规定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性质，是融进民族历史和精神血脉里的，是中华文明和中国精神的根本源泉，是不容选择的。但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实际的、真正的结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非常曲折。回顾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的闯关成功，就没有理论上的飞跃完成；没有深刻的理论飞跃，就没有伟大的历史飞跃。同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我们固然可以发掘和论证出很多相融通之处，但也并不意味着能结合得自然而然。比如，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先进的、现代的、科学的，一个是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两者根本就不相容；也有人提出：融合不是不可以，但应该以谁为主去“化”谁呢？这些讨论及其分歧说明：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许不是什么新问题，但也需要根据新的丰富实践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重大的理论任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结合路径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这里既有人民至上、胸怀天下的立场，又有自信自立、守正创新的观点，更有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的方法。但要融会贯通这些高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基础条件。比如，以敬畏的态度老老实实补课。如果扪心自问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或是中国具体实际，还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恐怕包括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内的许多同志都无法作出很有底气的肯定回答。然而，不熟悉中国现实，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更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如何实现“两个结合”？而缺乏有机有效的“两个结合”基础，又怎么可能在应对加速演进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过程中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又比如，以问题为导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基业常青的奥秘不是做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在及时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不断为它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无论是自信自立还是守正创新、胸怀天下的要求，其实都内涵着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姿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就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创造的一切成就，而是吸纳和改造了它们。同样，我们今天之所以强调“两个结合”，也是希望能够打通古今中外，通过丰厚我们的理论资源来升华民族精神、深化世界关怀。既有根源意识，又有共同价值，这才是中国理想、中国追求。

（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