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林
天刚麻麻亮,一个高亢、悠长的嗓音,在山沟上空激荡:“出工了,现在出工了!今天上冲天山铲草皮,上山了——”
不用问,就知道是生产队杨队长在扯起嗓门吆喝。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川东,铲草皮,是个常见的农活。生产队极缺肥料。一个一百多人的生产队,全年只从公社分到一小袋尿素。白花花的尿素比白花花的大米还精贵,全部撒在沟里那几十亩稻田,还远远不够。到头来,一亩田只能打稻谷三四百斤。
没有肥料怎么行?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杨队长发动全队老少铲草皮,然后烧成草木灰,备作农作物底肥。猪圈、鸡圈、牛圈清理得干干净净,地上都刮了一层皮。房前屋后,坡上坎下,路边地头,凡是有草的地方,都铲了个净光。
山下铲完上山铲。这不,杨队长又发出号令了。我们三个下乡知青,闻声起床,匆匆洗漱,扛起锄头,跟随着三三两两的人群,爬上冲天山。
冲天山并不高耸冲天,它只是一座七八百米高的小山,呈锐角形,有些像一只放大的长筒靴子。不过,它在低矮的丘陵中拔地而起,山上绿树成荫,显得突兀、秀隽。从山脚往上爬,多见高大挺拔的柏树,也见少量枝繁叶茂的油桐、黄荆、马占相思等树种。早晨,置身林中,感觉空气清新、湿润,时不时闻到柏树散发的芳香。约20分钟,爬上山顶,放眼一看,天边一轮红日还在云层上方升腾,脚下竟是一大块开阔的平坝,上面栽有十多亩绿油油的红苕,周边才是或密或稀的杂草,以及一丛丛的小灌木。
几十号人,被杨队长分成两组。男人一组,负责铲斜坡上的草皮,女人一组,负责铲平坦地带上的草皮。
铲草皮是个技术活。男人组,十多个农民排成歪歪扭扭的一字线,侧身弓腰,挥动锄头,从上往下斜着铲。只见锄头落地,草皮飞舞,发出嚓嚓嚓的声响,好像奏起一首美妙的歌曲,显得轻松自在,干净利落。我们三个知青,刚开始也是侧身斜着铲,但不是吃土太深,就是挥了空锄,有几次还铲到了自己的脚。无奈,只好选择一种保守方式,两腿叉得开开的,跨个大马步,手握锄头向袴下铲,边铲边后退,结果是又热又累,速度还慢。好在人多力量大。很快,眼前绿茵茵的小草荡然无存,裸露出一片黄乎乎的地面,身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卷曲的毫无生气的草皮。
一个多钟头后,收工回家吃早饭。
9点刚过,杨队长又催出工了。按常规,要到下午两点左右才收工。太阳斜照在身上,有些发热。妇女们戴上草帽,边铲草皮边聊天。男人呢,光着头,不声不响地挥舞锄头,有的则脱掉上衣,甩开膀子干。
中午,太阳升至头顶,发出白炽的光芒。人们已经汗流浃背、手脚乏力。杨队长宣布休息。大家纷纷往树荫下钻。女人们围成一堆,喝水、拉家常。男人们围成一堆,掏出烟袋,卷起叶子烟,边抽边说笑。年过五旬的杨老伯,却只身往树林里走,腰带右侧并排挂着两个物件特别扎眼:一根细长的烟袋,一个近尺长、水杯粗的竹筒。我们问,这么大的竹筒,是用来装烟叶吗?杨队长哈哈大笑:“装什么烟叶?那是装自己的尿。他到林子里拉尿去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原来,因肥料紧缺,杨老伯自制一个竹尿桶,出门挂在腰上,哪里方便就用上,回家后把尿液加水撒在自留地。
复工后,大家接着铲草皮。几个农民,把四处散落的前些天铲的干草皮,集中起来,砌成几个半人高的大堆,捡来干树枝和灌木根,开始烧草木灰。一会儿,火光跳动,袅袅青烟随风飘荡。再往前看,附近的几个山头,也冒出燃烧草木灰的团团烟火。此时,竟联想到“峰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与情景,不免有些感慨。
骤然间,从远处传来几声沉闷的雷鸣。很快,雷声越来越响,大片乌云疾飞而来。顷刻,黑云压顶,闪电映入眼帘,大颗大颗的雨点打在脸上。未等杨队长喊收工,大家伙一溜烟跑散了。
过了两天,我们又来到冲天山。山上,几堆草皮,被大雨冲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些树枝、灌木根还留在原地。先前铲过的草地,秃秃的黄土残留些许青草,就像剃得不干净的光头。右侧山脊,暴雨撕开一个大口子,露出坑坑洼洼的泥土和破损的树根,水土流失的情景已经显现。
这个时候,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触到,铲草皮会伤害大自然。但极度缺肥的偏僻山村,又不得不沿袭这种上千年的农耕文化,不得不采用这种古老方式。如今想来,这样的方式实在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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